摘要：

　　文/时统宇

　　这些年来中国电视界有一句话特别出名：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开始，人们以为是崔永元最先提出来的，而崔说这是我说的，我在很多场合一再说这一提法的版权归属是重庆电视台台长李晓枫。
　　重庆广电集团10年来发展的成果令人刮目相看：以有形增产而言，2007年，综合收入达到15.5亿元，其中产业收入超过广告收入达到8亿元。在这也许枯燥的数字背后，更枯燥的可能是理论。而作为学者，我所感兴趣的恰恰在此，因为，经典作家早就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李晓枫在广电理论方面的建树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中国电视体制理论和电视批评理论。这里，我们仅谈谈后者。
　　近年来,李晓枫以一个中国电视的管理者的身份，对电视的文化混乱和理性迷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古今中外的所有文化单位或文化媒体，都没有像目前的中国电视这样自相矛盾。”办电视的多元价值取向，造成了“机构强调教化，满足于行政伦理的愉悦；观众追求娱乐，追求官能的愉悦；而媒介，在这两者之间左右逢源，追求一种生存的‘愉悦’。”他指出了中国电视存在着两个导向：“党和政府要我们这么做，但另一方面，收视率要我们那么做。我们的共产党员，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从内心来讲，我们想严格按照党和政府要求的这么做，我们也一直强调一定要把党和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做好，一直强调把社教类节目、时政新闻和主旋律的文艺节目做好，要做出看点；但收视率引导的是另一种需求，这一种需求又不能不重视，收视率高低决定广告投放，广告决定电视台生存发展的基本经济条件。于是中国电视人在机构与大众之间徘徊、动摇。一些专家就和我探讨，重庆电视台为什么不敢为天下先，不播那些迎合媚俗的电视剧，不做那些赌博节目，就好好做些有文化品位的节目、坚持文化操守？但是，没有收视率就没有广告啊。财政一年给我们的拨款加专项资金三四百万元，而我们一年要用两个来亿。”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晓枫最先对造成广播电视低俗化问题的根源——收视率问题给予了一针见血的批评,他提出:造成中国电视的文化混乱和理性迷失的市场原因，“万恶之源是中国的收视率。”他认为，中国电视的收视率，反映的是非主流文化人群和亚文化状态人群的需求，拼命追求收视率，实际上是一种文盲、半文盲的导向，亚文化的导向。收视率的问题在于：“它实际上是对电视观众一种集体无意识心理的反映。什么叫集体无意识？就是个体的本能需求的反映。电视是观众自己在家里随意地收视的，是一种个体收视，是无约束、无压力、无顾忌、无障碍的收视。在这种状态下，人的自发的本能──生命的、肉体的、功利的、世俗的需求，不可能按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道德的要求和规范收视，它追求的是官能愉悦和个体宣泄，这种需求相对社会的主体进步来说常带有消极性，是一种隐私性的低级需求。收视率既然是集体无意识的反映，受大众消费心理的引导，那么，这种以收视率为导向，跟着这种收视率走，追求高收视率，就是迎合，就是媚俗。”
　　在一些场合,我对于以上观点给予了高度评价:以我有限的视野，这是我读到的对收视率最深刻的本土化批判。特别是，这种批判出自一位省级电视台台长之口，就更显得振聋发聩，与众不同。读到李台长这番话时，他还在攻读博士学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中国电视界年龄最大、职位最高的在读博士。但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电视界多一些这样学者型的台长，多一些这样的批判声音，对于中国电视的健康发展，该是多么地重要。
　　毛主席的这样一句名言人们耳熟能详：“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而在决定的因素中，理论思维的高度和深度至关重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５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