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政府对市场化媒体究竟该如何管理？媒体违反规定该如何处罚？媒体一旦受到政府的处罚，又该如何寻求救济？

　　10月29日，原《财经时报》记者崔帆将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告上法庭，引起境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事件缘起于崔帆采写刊发于7月11日《财经时报》的一篇文章——《农行常德分行46亿巨额不良资产剥离真相》。正是因为这篇文章，今年9月8日，《财经时报》的上级主管部门，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对《财经时报》做出了停业整顿三个月的处罚。理由是《财经时报》“违反了媒体不得异地监督，重大、敏感新闻稿件刊登前需与被报道方进一步核实、交换意见等新闻宣传纪律，导致所刊登报道失当，造成不良影响”。但该文的作者崔帆认为这一处罚理由不成立，要求法庭撤销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对《财经时报》的处罚，并对原告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人民币1元。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涉及到政府新闻主管部门对新闻单位的处罚而引发的纠纷，本案在全国还是第一起司法诉讼。因此，本案法院是否能够受理，以及如何判决，对中国的新闻管理制度，都将是一个开创性的考验。具体到本案，内蒙古新闻出版局对《财经时报》做出的处罚，在法律上至少有以下两点值得商榷：
　　首先，内蒙古新闻出版局对《财经时报》作出的停业整顿的处罚，于法无据。我们假定崔帆的文章的确是“虚假”的，那按照《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报纸刊载虚假或者失实报道，损害公共利益的，新闻出版总署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可以责令该报纸出版单位更正”。显然，对报纸刊载虚假、失实报道，其情节再严重，在行政处罚上仅限于《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五十八条第（四）项“责令改正”。虽然《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五十八条有“责令停止印刷、发行报纸”的规定，但并没有“停业整顿”的规定。而且，根据《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是否适用“责令停止印刷、发行报纸”还要视情节轻重而定。更需要强调的是，从《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体系来看，其中的“责令停止印刷、发行报纸”，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责令停止印刷、发行某一期报纸，而不是让一份报纸长期停止印刷、发行，让报社停业整顿！
　　其次，《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但内蒙古新闻出版局在对财经时报社处罚时，却完全没有遵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在对财经时报社作出处罚决定之前，他们根本没有告知财经时报社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没有告知财经时报社依法享有的权利，也没有给财经时报社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更没有对这篇文章的真伪找作者进行过调查核实。甚至，处罚决定书也未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载明如果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以上做法在法律上均值得商榷。
　　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此案的发生，也再次彰显中国缺少一部新闻法的尴尬现实。众所周知，中国的新闻媒体多数都由政府主办，政府的新闻主管单位作为新闻媒体的行政上级部门，多数都是沿袭行政系统内部的管理方式对媒体进行管理。但是，近些年，随着许多市场化媒体的出现，原有的新闻管理方式逐渐难以适应。政府对市场化媒体究竟该如何管理？媒体违反规定该如何处罚？媒体一旦受到政府的处罚，又该如何寻求救济？在没有新闻立法的情况下，这一切，都没有一套成熟的游戏规则。仅仅依靠《行政处罚法》和《报纸出版管理规定》，已经越来越难以处理日益复杂的媒体管理难局。
　　11月3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刊发署名文章，呼吁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文章提出，“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对新闻工作领域的法治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应该说，这一呼吁，实乃顺应时代发展的应然之举。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策划组主编)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