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生活空间》到今天，话语空间日渐缩小，这不仅是电视的悲哀。

　　文/庄永志

　　去年年头，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没了，年尾，原来的副主任陈虻走了；评论部没了，人还在，陈主任走了，留下什么？
不敢说是陈虻的朋友，进台九年无缘得其亲炙。如果不是看到后来的不再摇摆的《社会记录》和改版后的《东方时空》，我只能不情愿地把当年的《生活空间》看作一个传说，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看到的《生活空间》充满了琐屑、苍白，甚至做作，不留神看一眼，就想起《冰点》李大同极而言之的话：“我从不认为我本人具有平民的视角。……我关注的还是‘不普通’这三个字。”
　　《冰点》的影响并非源于猎奇，2003年诞生的《社会记录》也不是，后来几年的《社会记录》直切进转型社会的肌理，有温情也有惨烈；再加上阿丘的另类表达，让观众看到新媒体时代央视“新闻语态”再次转型的可能。可惜，《社会记录》没过上五岁生日就无疾而终，它夭亡前几天，评论部的名号消失。
　　作为误闯电视圈的观众，一直觉得直到今天电视报道还是两套话语体系的胶着：一是新闻，一是宣传；一是记录，一是专题；即使讲故事，又分老百姓的故事和工农兵的故事；即使是所谓的舆论监督，又分做病灶检查和抡政策棍子。江湖、记录、短片、新闻，越来越边缘；庙堂、专题、大片、宣传，越来越主流。事变势移，不仅仅是名号的不同；由事及人，不全是办公室政治。
　　只说名号。笼统讲，《新闻联播》和《新闻调查》、《焦点访谈》和《社会记录》都可以翻成Documentary一类片子，但把各类非虚构的节目都叫做专题片，有人肯定要跟你急。复旦的吕新雨2003年在她的《纪录中国》里说得明白：“‘纪录片’在中国的语境下是作为‘专题片’的对立面出现的，这个词在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是以反叛旧有的习惯方式获得意义的……在一些中国纪录片人的观念中它甚至是一种神圣的境界，他们像捍卫信仰一样捍卫它的‘真实’，从而使这个词具有了特定的涵义。”
　　当然，很多被称为中国新纪录运动有影响的人物，像牟森、蒋樾、吴文光、林旭东，还有咱们的时间、陈虻、陈真，他们和体制的关系不全一样，感受也就不同。至少时间主任、陈虻主任、陈真老师，应该都算体制内的人吧，他们曾经是一条条驳线，沟通体制内外，将极具独立和民间色彩的纪录片创造，嵌入（引入）体制内进行批量生产，成为栏目；但纪录片与专题片、纪实与宣导的内在冲突，会不会在他们心中引爆天人交战？！
　　如今，早已不是上世纪80年代、不是1992；如今，哲学萎顿、学科精细，话语空间狭小，但放眼望去，还是有《财经》和《炎黄春秋》、《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腾讯评论和牛博网那样的前卫，还是有秦晖、于建嵘那样的广博；反观自身，我们早已边缘化和自我孤立，别说脐带，似乎跟外界连根铜丝也怕感染病毒，让人不得不怀疑：除了《工作日报》的自我表扬，还有没有对节目质量的客观评价？除了态度，还有没有逻辑？除了立场，还有没有观点？除了姿态，还有没有精神？除了情怀，还有没有智慧——大智慧、新知识？
　　创新话语方式，需要有新的动力、新的机遇、新的机制，可惜，老人不新了、新知没时间学了、新人李梓萌也像李瑞英一样老练了、更新的人则根本进不来或不愿意进来了！
　　这几年，总感觉到身边人还是有对新媒体的艳羡、对《财经》和《南方周末》的尊崇，但更多的是对大小生态的不再抱怨的失意甚至失望，即使在大事不断的2008年，这份怅惘也没有被抗击冰雪、抗震救灾、奥运、“神七”直播的连篇累牍和大片的宏大叙事而冲淡；所以，眼前痛悼陈主任的眼泪和文字让人不仅读出对生命的留恋，还有对往昔的无奈回忆、对青春抛洒的惋惜、对改变现状的丝丝盼望，也有人为《炎黄春秋》之厄、《南方都市报》之变痛声一哭。
　　这时候，眼泪也是一种力量，叹息也是一种希望——哪怕低端如制片人这样的管理人应该自问：我是和一群知识分子共事，用新闻影响今天，还是管理着一帮宣传干事，用唢呐累积官阶？作为被管理者，如果我希望你像《财经》的胡舒立、南方报业的江艺平、《炎黄春秋》的吴思、腾讯网的李方或者张东生、南方周末评论版的陈敏那样专业而坚韧，希望你不要骂我苛求于人。我也在自问：求实、公正、平等、前卫，我还能实践多少？
　　我不是陈虻的朋友，他是我的前辈，我是他的同道。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编)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０１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