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肯定有人说谎了。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人，到底谁在给后人编故事？
　　在蓝鸿文教授新出的一本书里，我很偶然地看到了一段文字。文字说到一篇著名的消息——《蒋方捏造“负伤”“牺牲”谣言，刘伯承将军一笑置之》，刊登在《新华日报》1946年10月10日第二版。这么重要的消息，我党的报纸为什么不登在第一版？蓝教授顺手加了一个括号提示：（二版为）要闻版，一版为广告。
　　我很想知道这一天的《新华日报》一版是否为整版广告，如果是，那当代很多喜欢称“创举”、“第一”的经营人才该汗颜了。
　　蓝鸿文先生有条件查阅解放前的《新华日报》，这一天的该报头版有广告，可以确信。
　　问题是，无意中的发现，让我把目光一下子转移了。李庄前辈的一篇文章，让我有点迷糊。
　　这篇文章刊登于《新闻战线》1995年第9期，题目是《我为什么“赶制”这篇电讯》，回忆的正是1946年他写的消息《蒋方捏造“负伤”“牺牲”谣言，刘伯承将军一笑置之》。
　　李回忆说：“唯这篇新闻不是出自邓小平同志口述，而是我紧急‘赶制’的。”
　　“除去主要事实完全真实，这篇新闻的细节都是‘想当然’的虚构，从后一点说，戴个‘作假’的帽子似乎也不为过。如果当时还能自我宽慰：对敌斗争，任务紧急，基本事实准确，可以‘从权’出此，那么，在今天，新闻工作的任务、环境、条件跟当时大不相同，绝对不允许这样做了。”
　　但，很多书本、教材，都把这篇新闻作为“邓小平口述新闻”的一个范例，甚至把当时的细节描摹得栩栩如生：
　　谣言甚嚣尘上，记者先找到了刘伯承，刘眼疾犯了，正躺在床上；记者说明来意，刘将军云“谣言本不必理它，但是（新华社）总社有指示，就得当回事来研究”；刘将军先征求意见，又提出设想，商讨写法云云；说话间，邓小平政委来了，于是听邓政委定夺，邓小平扶着烟斗，思索了三四分钟，开始口述新闻……（据吴象《随刘邓大军采访》）
如此惟妙惟肖，我实在想象不出：这是在说谎吗？是在编故事吗？
　　蓝鸿文教授是个很认真、严谨的人。他对这篇文章是否为邓小平口述，作了认真的调查。据《随刘邓大军采访》的作者吴象称，当时在现场的还有方德，已经去世了；另外，他还提醒蓝教授，李庄对他的文章很关注，并写了补正文章。
　　可惜，蓝教授写这本书的时候，李庄正在病中，说话都困难，无法接受采访。至于李庄的“补正文章”，蓝教授没有深究，我想可能就是《我为什么“赶制”这篇电讯》一文。
　　李庄、方德、吴象，都是我很尊敬的新闻前辈。尊重归尊重，认真归认真。有一点确信无疑：有人说谎了。
　　在当时特殊的战争条件下，为了驳斥敌人的谣言、打赢“舆论战”，李庄在未见到刘伯承的情况下“赶制”新闻，可以理解；毕竟基本事实是准确的——刘将军没有负伤、牺牲。那时交通不便，来往前线要三四天时间，耽误发稿，有些“合理想象”，情非得已。
　　如果的确不是邓小平口述，那前线记者吴象在《随刘邓大军采访》一文中的合理想象，就令人困惑了。新华社发了前线的消息，而且光有电头、没有记者署名，别人很容易误以为是前线记者写的稿子，而不会认为是后方“赶制”的。合理想象出这么多“采访现场”的细节，难道是为了将错就错、弄假成真？
　　战争年代，将错就错勉强可以理解；可和平年代，这篇文章也多次被收入到一些专辑中，作者难道没有义务把这些“合理想象”纠正一下吗？
　　这篇“邓小平口述新闻”，当年似乎还没有那么大名气；反倒是解放后，逐渐成为一篇经典范文，被新闻院系的学生们传来诵去。谁为他们负责？谁为新闻的公正、真实负责？
　　那些当年的作者，已经渐渐老去；真相还要这么模糊不清下去吗？“记录历史”的所谓“新闻”，还要这么不堪一击吗？
　　如果李庄说了真话，我佩服他。鞠躬。
　　（作者为鲁中晨报编委）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３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