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王志安
　　在央视做评论？这个问题如果一年前提出来，可能很多做评论的同行都会笑出声来。但3月24号，《新闻1+1》栏目迎来自己一周年的生日。这一年，评论界多数都知道电视媒体中有了一个《新闻1+1》，它做过的一些节目也曾经引领舆论，这是令人欣喜之处。事实证明，只要处理得当，在央视并不是不能做评论。关键看我们怎么说！
　　不过，且慢为过去的成绩欣喜。春节过后，《新闻1+1》栏目的周平均收视率已经跌到个位数，这似乎不是一个好的征兆。在我看来，这一事实凸显了评论节目在央视的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既包括新闻环境的限制，也包括新闻技术的瓶颈。
　　客观地讲，从《新闻1+1》开播以来，央视的领导给了这个栏目最大限度的口径尺度，回顾过去一年的大事件，《新闻1+1》基本都没有缺席。“杨佳事件”，“翁安事件”，央视的其他栏目基本都没有报道，但《新闻1+1》都找到了适当的时机和角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
　　从《新闻1+1》的收视分析来看，收视率和选题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相当大的相关性。选题热度高，收视率就高，选题热度低，收视率就下跌。这一在普通新闻节目中常见的规律，在《新闻1+1》中出现，说明了一个问题：观众收看这档节目，最主要的还是出于对新闻的关心，而不是对言论的关心，更没有形成对某一位评论员观点的特别期待。对比分析《新闻1+1》两位观察员和其他嘉宾之间的收视率，几乎没有特别的差别，这也佐证了上述观点。
　　《新闻1+1》中影响较大的节目大致有两类：一是对某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抨击，像《医改方案该配说明书》，《最牛别墅，更牛处理》等，这类节目带有明显的舆论监督的色彩，也常能引起其他媒体二次传播的兴趣，并最为政府部门所重视。还有一类，就是针对某一类并不为一般人所知的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像《困难时期的加法与减法》，这期节目用政府曾经公开，但并不广为传播的信息，告诉公众每年政府用于公务消费的金额为9000亿元，分析了形成这么庞大的公务消费的制度原因。节目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就笔者来看，上述两类节目虽然社会影响都很大，但后者更应该是《新闻1+1》未来的方向。这是因为，前一类节目的话题空间将会越来越小，这不但受制于政府的游说，体制的限制，更主要的是，这些问题中的道理其实都非常简单，基本上每个思维正常的人都可以想得到。只不过因为是央视的《新闻1+1》在抨击，就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额外重视，这一点，和早期的《焦点访谈》非常类似。更重要的，这类节目在本质上，应该给被抨击的对象一个解释的机会，否则，节目的平衡性就会面临非常大的质疑。而另一类节目的方向则不会面临上述困惑。当然，笔者主张评论节目应该采用技术分析手段，主要是因为，只有技术分析才有超越一般公众思维水平的可能。我们举一个例子，对于企业家的天价薪酬问题，现在国内外一致声讨。如果我们仅仅从道德和制度的角度分析，很难说清楚这之间的冲突。而只有从人力资源、薪酬制度的设计角度去分析，一个企业家在企业中到底该做什么，又该得到什么，才能超越公众的一般思维水平。还有，技术分析的一个好处是，依据非常扎实的数字进行分析，不轻易得出主观的论点，而是解释为什么发生，将来的后果，这样也不容易刺激被当作案例的分析对象，也有利于节目构建更客观、更中立的立场。这一点，对于一个评论节目来说，同样非常重要。
　　央视在过去曾经有过三个言论节目：《数字观察》、《声音》和《央视论坛》。生存时间最短的只有两个月，最长的也只有三年半。如今，《新闻1+1》1岁了，作为第一个拥有央视自己评论员的评论性节目，我祝愿它一路走好。而这，需要它具备更敏锐的创新能力和生存技巧。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策划组主编)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４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