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当今凡事必竞争的年代，对一个组织而言，最缺的是人才。对一个人而言，最缺的是什么？是安静。职场劳苦，生活不易，安静从容本就是奢侈的想法，倘遇意外，麻烦缠身，就更静不下来了。
　　当然，新闻人有些例外，世界静下来了，无事可报，咋办？新闻人不是不想安静过活，现在的新闻人职业压力特大，可以说是最惶惶不可终日的群体之一，苦啊。想静又怕静、恨动又爱动，尴尬。其中的分寸，很难把捏。
　　职业即命。自从人类学会了分工，每一种职业都有了“内在的规定性”。选择一种职业，就是选择一种活法，就要承受这种职业“注定”的一切。其中的喜怒哀乐，都是“命”。
　　我自小受的是一种“不认命”的教育，“认命”就是封建迷信，就是消极避世，就是客观唯心主义，是可笑的、耻辱的、严重错误的。后来明白，这种概念化、教条化的教育，并无益于人对自我对社会的认识，无益于人的成长。其实，认命是种很高的修养，不认命何以安身立命？所谓消极、积极之分，不过是结果的表象，并非源头。
　　“都是命。”再过两个多月就63岁的卢武铉跳崖前，在遗书中也这样说。
　　从韩国总统位子上退休后，卢武铉身陷“朴渊次腐败门”，因涉嫌受贿接受调查。他在老家峰下村的田园生活被打破了，除了要面对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还有韩国媒体的包围、爆料。自杀前一个月，他写的最后一篇博客就是《请把我的后院还给我》：
　　“我一步都无法迈出家门。我的家就是监狱。”
　　“打开窗户的自由，到院子里散步的自由，我希望拥有这种程度的自由。因为有照相机对准我的家，所以对于目前的我而言，连这种程度的自由都得不到保障，甚至要在拉上窗帘的房子里生活。”
　　“我在房间里和秘书谈话的情景……在院子里踱来踱去的情景，这些都在国民知情权的范围内吗？我拜托媒体，作为一个人恳切地呼吁，请把我的后院还给我。”
　　“我应该承受这些，这是因为我的过错引发的问题，我没有资格抱怨这种状况，但即使这样，作为一个人应该守护的最低限度的隐私还是很宝贵的。”
　　对媒体的包围不堪忍受，但卢武铉仍尊重媒体，没有派警察之类的去抓人赶人。在这个邻国，即便当过总统，也没这个权力和资格。卢武铉本人也不会有类似的非分之想。4月30日，他走出家门去接受检察机关质询时，向围在家门外的媒体记者深鞠一躬：“无颜面对国民。让大家失望，我感到很抱歉。”这种情景若发生在中国，肯定会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感动得流泪。
　　20多天后的5月23日，清晨，卢武铉打开电脑，写下遗书，然后出门登山，然后在猫头鹰岩纵身一跃……
　　这个时候，蹲守的记者们应该还没来。
　　这个早晨，没有记者，只有安静。
　　有韩国民众把卢武铉之死归罪于记者，我相信这种声音是少数。记者聚焦弊案、揭露真相没错。但卢武铉的自杀，会否让蹲守“围攻”的记者心里莫名不安？换了我会。毕竟，与其他几位总统相比，卢武铉算是干净的一个。
　　顺带一句，公众人物是公众的谈资，政治人物是政治的祭品，自然之理。但是，记者应避免把普通人公众化、政治化。做新闻可以，别扰民。
　　比如，在最近对甲型H1N1流感患者的报道中，有些媒体记者的做法就欠妥。掘地三尺，把人家的家底翻个底朝天，这与流感防控有何干系？广州患者杨先生就曾抱怨：“我本人是什么身份有多少钱，真的那么重要吗？希望媒体把关注重点放在我的病情以及国家社会对甲型H1N1流感防控上，不要‘八’我隐私了，让我安静治疗吧。”治愈后，为了不让记者盯上，他选择了凌晨出院。网络媒体也很热闹，把患者称为“毒王”视为“异类”，谩骂攻击，大搞人肉搜索等。如果说某些患者防控意识不强是“无知”，那这些挖人隐私者、谩骂者就近乎“无耻”了。“敌人”是甲型H1N1流感病毒，不是那些不幸被病毒感染的兄弟姐妹。何况，在新的病毒面前，感染者其实也是毒株培养、疫苗研制的参与者，是生命医学进步的推动者。对他们，怎能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呢？让人心寒。
　　这个世界，忙碌中是麻木，喧嚣中是无情。媒体和记者理想多多，但是，别把理想建立在别人尤其是普通公众的痛苦上，哪怕你的理想多么崇高伟大。也别老想着闹出多大的动静，尽管新闻职业注定要你High个不停。○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６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