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陈中华
　　一段时间以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成了“受气包”，国企入了世界500强反受指责说垄断，国企高管高年薪受指责，替国企高管解释“年薪不高”也受指责……怎么都受指责，里外都不是人，李主任满腹委屈，公开表示说，为什么国企好坏都挨骂？但他或许不懂，公众这种责备，实际上是在责不公，从某个角度讲，“央企”、“国企”似乎已成为当下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中一个“不公平”的标识，他是央企、国企的最高管家，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在当下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环境下，国企的优越性是多方面的，如市场准入、行业垄断、费税及融资优惠、产能过剩时保国抑民，政策随时根据国企需求调整等等，这里不一一细论，只从百姓念叨最多的高管高薪说起。
　　为平抑公众情绪，国资委李主任勇敢地站出解释说，央企高管年薪其实并不高，也就是平均60万元。公众显然对这个数字不信服，提出了诸如存在灰色收入等种种质疑。笔者近来采访虽未触及该题目，不经意间却了解到，在国企里，这种因职级高低而形成的收入差距的确很大，企业规格、赢利能力越高，这种差距就越大。
　　笔者采访中还注意到，在一些国企里，员工也完全是凭职级高低拿薪，一线职工月薪仅一两千元，而科级干部月薪则要翻几倍甚至更多倍，处级干部又要翻上几倍甚至更多倍。到了核心领导层，年薪比普通职工多出上百倍甚至更多倍已不是神话。
　　笔者上大学前在一煤矿区长大，当时父母皆是局里或矿上的干部，月薪都不高，在50元至70多元间。而那时矿务局八九成干部的工资不如一线采掘工人高，甚至会低一倍以上。极个别厅级局干部，工资也高不出采掘一线工人的一倍。但即便这样，也没有哪个干部愿意变换身份，改做一采掘工人。反而但凡有点门路的采掘工人，也都设法改换工种，调上矿井当干部或“地面工人”。为什么？都知道采掘工人劳动强度大，出事故的概率大，都认为一线工人享受高薪是正常的，国家还不断给一线工人加薪。这就是当时的国企，而现在的大煤矿国企，董事长年薪怕要多出采掘一线工人几十倍上百倍。
　　采访中，个别国企干部并不认同笔者观点，认为作为企业管理者，他们付出的是高智商劳动，是“科学就是生产力”的具体体现，做的贡献大，就应与下层员工拉开收入距离。但绝大多数下层员工更是不认同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如今个别国企提拔用人完全是以国家的利益送人情，个人说了算，说谁有才谁有才，让谁当官谁当官。而实际上许多当官的既无德又无才。
　　还有员工提出一个问题：“是高管的贡献大还是王进喜的贡献大？王进喜该有多少年薪？”
　　国企不是个人的企业，而是国家的，遇到金融危机，许多民企高管要减薪，董事长甚至不取薪酬，而国企高管固定收入则分文不少。在个别企业，某些高管利用权力给自己加薪，提拔心腹，企业钱财任意支配，用于公关、消费、挥霍……在企业内部，裙带关系纠结，腐败窝案不断。
　　探究清楚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知道，国企的高管，一般是由政府部门任命，一个对经济极外行的官员也极可能被任命为国企高管。另外，国企毕竟是由政府部门管的。如此看来，一旦国企有问题，公众迁怒政府部门便正常了。
　　金融危机以来，社会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公平”似乎已取代单纯的GDP增长，成为第一受关注焦点，也成为发展的第一前提。而回忆去年发生的“通钢事件”，更是令人深思。在事件前后，有一个奇怪的矛盾：一方面是原通钢老职工对原国企通钢一些问题诸如高管高薪、独断专行、普通职工收入低、职工丧失了话语权等强烈不满，而另一方面，当听说企业卖给民企时更是不能容忍，不想放弃尽管比高管远不如，却比民企雇工稳定得多的国企职工的保障、收入及身份，为此而不惜以非正常手段阻止，最终酿成悲剧。在国企做工比在民企做工好，这是百姓普遍的共识。这一事件在警示我们，若我们的改革不能如期推进深化，就此下去，国企和民企职工也或将成为利益冲突的群体。
　　（作者为大众日报特派记者）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２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