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观  其
　　近些年，两会新闻出现了“抓大放小”的现象：全国两会报道，热闹异常，新闻不断，雷语不断；而省市两会报道，官气有余新闻不足，和谐有余火辣不足。究其原因，其实与舆论监督“灯下黑”是一样的。全国的事，外地的事，大报特报大批特批；而本地的事，则“家丑不外扬”，想扬也障碍重重、顾虑重重。其实，媒体面对的主要是本地公众，本该更关注本地公共事务。
　　广州的报纸以敢言著称。前不久，广州两会，又让人见识了广州报纸直面“家丑”的“敢言”。
　　仅举几例：
　　1.对省会广州的发展定位“说三道四”
　　南方日报刊发评论员朱迅垚的评论《广州要成为“国家中心城市”还是“现代化城市”？》：广州的追求是国家中心城市，而我们对广州的最终期望是现代化城市。一个是城市竞争的维度,一个是发展水平的维度，但二者并不矛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能够激发广州政府的进取心，加快现代化发展的速度，而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城市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自身实力强大了，还怕别人不认为我们是中心城市吗?
　　2.对省会广州的执政环境“说三道四”
　　南方都市报刊登广州“名嘴”陈扬的评论《广州不怕远征难》：广州市规划局副局长李绍权在两会上大吐苦水，声言“规划局是干活的，是挡子弹的”，“做政府官员真的很累很累”。政府官员的身可以累心不能累。这是个执政环境问题，或者说是个行政环境的问题。政府官员心累，百姓活得一定更累。局长干活不顺手，百姓活得一定不痛快。李副局长之苦，实际上也是广州的城市之苦，是广州发展方向迷失之苦。广州想要什么，想变成什么？期待领跑者给出清晰答案并坚守目标。
　　3.对两会开得“太和谐”“说三道四”
　　羊城晚报刊发记者曾璇的手记《怀念“广州现象”》：广东及广州的人大代表最“威”的那几年，仿若礼花在夜空中绽放；之后，人大的“广州现象”便似乎只活在老记者们的口口相传中，活在有点发黄的故纸堆内，活在老百姓残存的记忆里。人大能否再书写“广州现象”？能否再领风气之先？能否更好地发挥刚性监督作用？不唯上只唯实，不畏权只畏民，依法行使监督之权，这是市民对代表委员们的心愿。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只是那位老人的话还回响在耳边：老百姓花了这么多钱请我们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开会，不是要我们来拍拍手的。老人的名字，叫任仲夷。
　　4.对人大代表“说三道四”
　　羊城晚报刊登牛日成的评论《人大代表发言也怕“见光死”？》：人大代表发言无须怕“见光”。关起门来“放炮”，只能算自娱自乐。人大代表正当履职大可不必谨小慎微，患得患失，提意见的胆量完全可以放得更大些。如果既想“放炮”，又怕引火烧身，恐怕不仅不利于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利于促进问题的实际解决。
　　5.对广州市长“说三道四”
　　羊城晚报刊登评论员何龙的文章《向广州新市长进言》：张广宁正式卸去市长职务，60后的万庆良“接棒”。编辑向我布置了一道作业：向新市长进言。为此，收集了很多市民的意见。在这些意见中，有不少已经多次对前任市长张广宁说过，比如疏导交通、降低房价、减少扰民、管好治安等。张广宁当市长这么多年，媒体没有少发“负面”之音，我也没有少说逆耳之言，但至少对我来说，还没有享受过“小鞋待遇”；张广宁不找麻烦，反让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对新市长，有人建言建立问责制，追究失职者的责任！有人建议新市长不要把GDP用汉语拼音“翻译”成“搞地皮”。有人要求新市长有空多乘坐公交地铁（但不要把乘客清空），这样就知道该做什么和该怎么做。还有人提出市长上网开微博进论坛，但不是去删帖去监督舆论，而是去倾听众声喧哗……
　　看了以上如此生动活泼的两会报道，有人会说，大环境不一样，广州的媒介环境咱这里比不了。其实，好环境是一天天争取来的，不是官员施舍、善待而来的。权力与监督永远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媒体自身不作为，只能让环境越来越糟。
　　列宁有言：“谁不善于要求和做到使他的受托者完成他们对委托人所负的责任，谁就不配享受政治自由公民的称号。谁不善于要求和做到使他的受托者完成他们对委托人所负的党的责任，谁就不配具有党员的称号。”○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５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