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陈中华
　　我们这些在一线干记者的，在下面议论起当下百姓有事来寻求媒体帮助时，常侃说：“实在不行找记者。”虽说是句玩笑，包含的内容却也很多，就不再多分析。而在我被推举成为全国新闻战线的典型后的近几个月中，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这句侃语在一般弱势百姓中间的“影响力”，更让我心生悲哀。
　　近几个月来，我共收到读者来信、来电话或直接来访上百封（次、起），基本上是来反映困难并恳求我来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的。来信来访者中包括农民、打工者、下岗职工、退休人员、城市贫困人员、老人及未成年的孩子——有一河南籍孩子，从10岁开始为他因故致残的妈妈上访，直上访到现在的18岁。他一口一声“叔叔”地喊着我，我难以不泪下。
　　是的，所反映的都是他们切身的“遭遇”，包括承包地被无端侵占、被强行拆迁、被扣罚款、欠工薪、保障待遇不公、遭刑讯逼供甚至致残致死、法律判决执行难、基层腐败、村庄管理混乱等等。尽管这事那事不一，有一点却较一致：此前，都曾多次找政府或司法部门，或经多次上访及越级上访而问题未得以解决，有的甚至已为此努力10年多了，实在没有办法了，“听说有个记者叫陈中华，专门帮助弱势群体”（引一来访者语），而寻上门来。
　　在最初一段时间，摊开那一封封充满信任和感情的来信，我确实感到，若不给人家回信，真的于心不忍，我就试着回一回信。但真若写起回信，发现这信还真难写：若婉拒对方，一不小心，措词不当怕伤了人家的心；若“点拨”一下，又怕自己陷了进去；若给人家转转信，又怕不起什么作用，或说不定将事情搞复杂了。最后，我虽已拟了几封回信，实际上一封也未发出。起初，心中还满是歉疚，时日一长，也只能随它去了。
　　面对这么多反映，实际上也是这么多新闻线索，我前后对其中的4宗进行了调查，既不仅听读者单方面反映，也到问题发生地，找矛盾对立面及有关方面进行了解及核实。选择调查对象时，我尽量选择了其中事件较小、不是很敏感、是非应该较为分明，也适合搞点小舆论监督以施压的一类事件，这包括鲁中一些村民反映相邻一污染企业，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鲁东一城中村拆迁，村委会擅权侵犯部分拆迁户利益；鲁中一村官私卖村集体耕地，而使几十亩耕地被挖沙致毁；鲁南一村庄，村官与开发商联手，以租代征，将农民果园及蔬菜大棚强行推平，建起物流场所。
　　调查中发现，读者反映的问题基本是属实的。而且，问题反映者的要求也都基本上合理合法。在接待来访时，我迄今未发现其中任何一位有精神病征兆——并非某些官员对老上访人员的那种生理分析断语。这起码可说明：大部分上访者并不是在“病态取闹”。这就又引出了我另外的困惑：为什么他们长时期寻求、依赖行政及法律途径，问题硬是一直得不到解决？何故逼得他们“实在不行找记者”？我们的体制究竟怎么了？
　　许多人是拿着报道本人的报纸找来的。有一位6旬妇女，拿着刊有我照片的人民日报复印件，说是先上了北京，是北京人推荐过来的。可是我又能有何作为？找到我了，也许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再伤一次他们的心，让他们再失望一次，让他们对这个麻木社会更加不解。
　　我们都不回避，当下新闻的力量已十分虚弱，与我们的期望差大了，媒体上偶尔刊登的批评报道，仅只是媒体实际应该刊登量的很少一部分。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但百姓并不懂这些，他们是那样质朴，质朴到以为社会上不公事是偶尔发生的，除报纸上的，就是他这件了；质朴到以为记者比法官和官员能耐都大，只是不知道有他这事而已，一旦知道就会帮助他。
　　探究这些问题非常敏感，搞清楚它更是困难，不是本文能做到的。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在当下，百姓对许多“公家人”评价并不高，而对记者的看法则还可以。前不久一民意调查显示，新闻记者在百姓心目中被认为是一种较有操守的职业，排在商人、司法人员、政府官员等前面。我们应为百姓的这种评价感到自豪，也由此更应反省一下，下一步，我们应该多干些什么？
　　（作者为大众日报特派记者）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５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