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于冠深
　　当年我在岗上的时候，常送比较重要的评论稿件给报社的领导同志审定。领导同志满意或基本满意，多数情况是说：“行啊，发吧。”相反，则往往要说：“没有新话。”
　　仅仅是没有新话，一般说来不影响见报，新话不是那么很容易说出来的。然则总是不可以跟有新话的评论相提并论。在我看来，一家媒体的评论员同志，能够做到写出来的评论，不用改来改去就能够见报，或者说就达到了见报的一般水平，纵然没有新话，也得算是一把好手了。如果能够时不时地写出一两句新话，那就实在很难得了。
　　或曰：什么样的话才是新话？我因孤陋寡闻，不知谁人说过。那么我就试着给出个定义，但愿不谬或不是太谬。照我想来，所谓新话也，顾名思义，就是过去没有的话。从原则上讲，须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者，是谁都没说过的话。这里的“谁”，既包括古人，也包括今人，还有就是此前的自己。一者，是正确的话。这里的“正确”，意思是说，有着合乎事实、合乎逻辑、合乎人情事理（有的则只是合乎艺术创造的要求）的内涵，不是胡说八道、奇谈怪论、醉语、梦呓、撂瞎丁。有的同志，不是把工夫下在把不容易说明白的话说明白上，而是下在把明白话说得让人不明白上。他们的话也不是我所谓的新话。换言之，新话不能没有其真理性或艺术性的价值。加以分类的话，也许可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或者是对于新生事物的解读，或者是对于既有事物性状的别一种描摹，或者是对于人情事理的新的认知与开掘。
　　按照这样的定义，我说，新话是新的知识。对于知识的积累而言，新话是知识的增量部分。作为文化形态的人类知识的积累过程，说到底，就是这样那样的新话积累的过程。新话一经说出，他人知晓，也就变成了旧话。挂在人们嘴边的，大抵都是旧话，这是正常现象。载于新闻媒体的，新话也不多见。这也很难说不是正常现象。但是，从追求的角度而言，无论说话为文，又特别是为文，自然应该讲新话。
　　人类所有的正确的话，在第一个人首先说出来的时候，应该说都是新话。比如，“人吃饱了不饿，睡足了不困”这样的话，当第一个人说出来的时候，就是新话。同是新话，其含“金”量或曰含“新”量，是不相同的。有的有真理性，有的有哲理性，有的有艺术性，有的则既有真理性，也有哲理性，还有艺术性。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雷锋说：“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凡此种种，我相信，这些如同珍珠一样的话语，在他们各自说出之前，是没人曾说过的，故当他们说的时候，无疑都是新话。他们的这些话，虽然久矣乎都成了旧话，但因真理性、哲理性、艺术性俱全，所以常说常新，历久弥新，至今挂在人们嘴边，有着永恒的生命力。这合乎唯物辩证法。说新话，当然应力求说出这样高水平的新话来。
　　或曰：作为报人，怎样才能说出新话来？杜甫的两句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或可视为重要的答案之一。所谓“读书破万卷”也，或可这样理解。其一，读书要多；其二，好书要反复读。目的是积累知识。荀子有言：“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是量的叠加，量变导致质变。就像土积到一定的高度，便有风雨兴作；水积到一定的深度，便有蛟龙生出一样，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在审视实际的过程中，必然相互影响，碰撞，激荡，悟性发力，灵感降临，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新的文化形态的“物质”：新的认知、新的感悟、新的理念，等等，将之付之语言或行诸文字，便就是新话。抒写新话的状态，庶几便达到杜甫所谓“下笔如有神”的境界了。
　　积累知识不止读书一条途径。但一定要积累知识，这是说出新话的不二法门。
　　（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６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