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观  其
　　最近看到社会科学报刊登的一篇翻译文章《意识形态犬儒主义：被假设为相信的主体》，作者是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被誉为“近年来欧陆出现的最优秀理论家”。他在文中讲了几个人类学的故事，很有意思：
　　有人类学家远足去考察某一原始部落。在考察之前，人类学家就听说这个部落里的人会跳很怪异的舞蹈，戴着骇人的面具。他们到了这部落，同行的人中有人会一点点翻译，部落的人通过翻译知道了人类学家想要看的东西。于是，第二天晚上，人类学家便看到了该部落的人们真的跳着很怪异的舞蹈，戴着骇人的面具。而这正是他们所要看到的东西，于是他们回来后写了大量论文，记下了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有这么一个怪异的部落戴着那样的面具，跳着那样的舞蹈。若干年后，另一批人类学家也去了，他们会当地语言，他们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的故事。事实是：部落的人们知道远来的客人的想法后，他们连夜照着那些说法而编造出来，跳出来给他们看。所以，可以说，这些怪异的舞蹈恰恰是被发明出来的，是基于礼貌的原因而被发明出来的。原来的那些人类学家看到的，正是他们自己欲望的投射，而不是真正的本真的东西。
　　还有一个例子是，如果我们去问今天的基督徒，是否真的相信两千年前有那么个人，跑来跑去做出那么些事情来；答案多数是否定性的。但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仍被相信？人们的相信，很多乃是为了不让儿女们失望。换言之，为了他人而继续假装相信下去。另一边，孩子也不相信，但同样他们也不想让父母失望，他们也想继续拿到每年的圣诞礼物……于是，一个系统便这样不断地运转下去，即使没有任何人相信这个系统。在其中，每个人都相信另一人在相信着那些无聊的原始故事，即使这“另一人”根本不存在。
　　齐泽克说，什么是“文化”？当一个信仰不再真正被相信的时候，它便成了“文化”。人们不再相信，但一边还在实践着那些东西，以尊重“文化遗产”的名义。
　　上面人类学的例子，其实仍在一天天重复上演。尤其在新闻和宣传等“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如此。
　　比如，记者去采访某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他看到的听到的写出来的全是“科学发展”，采访对象讲的也全是“科学发展”，没有“不科学”的。这看似再正常不过，其实却很不正常，怎么可能呢？但这个时候没有人这样问这样想，因为所有人都觉得就应该这样。甚至，连读者都觉得如此。
　　比如，关于敏感问题、热点问题、突发事件等的报道，我们总会听到以“讲政治”名义，以“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名义的种种指示，以致记者也视为当然，而不会问问，难道不报就是“讲政治”就是“维护大局”，报了就是不“讲政治”就是“破坏大局”？
　　比如，采访“弱势群体”，往往又是一边倒，采访对象说什么是什么，满纸辛酸泪，把整个世界都推到了罪恶的一边，而不问问这“辛酸”里面有没有“弱势群体”自己的不作为。要知道，“扶贫先治懒”，并非虚言。
　　相当多的新闻和宣传，其实是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合谋”：你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甚至，很多时候，采访对象很高明，面对记者、面对镜头，不用记者开口，就知道记者想听什么——好的有，坏的也有；朴素的有，雷人的也有，按需开口。所以，对所谓“民意”、“事实”之类，是该当心的。
　　“合谋”不是全部，却很危险。危险所在，就是大家为了维护一种东西，而故意失真。而所维护的东西，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大家又都不真的去信。所谓集体心照不宣地“打左灯向右转”，集体“揣着聪明装糊涂”。有人把这称为“犬儒”，依我看，这种说法是对狗的侮辱。人事就是人事，何必拿狗说事？ 把狗当人了，人搁哪儿？
　　上上下下都在喊“讲真话、说实话”，说明真话、实话的稀缺，更说明人们还视真话、实话为可贵。心未死，就有救。新闻记者干的就是说话的活儿，更应负起讲真话、说实话的责任，负起让采访对象讲真话、说实话的责任。千万别装傻。
　　其实，多一些真话、实话，没什么大不了的。○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７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