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王志安
　　马尼拉街头猝然响起的枪声，让国人的内心骤然一紧。事后，人们对菲律宾警方的失误多有分析，但其中有一条，涉及媒体权利，值得分析和讨论。
　　案发当中，菲律宾警方怀疑劫匪的弟弟和妻子参与劫持事件，在人质尚在劫匪手中的时候，就将他们拘捕。警察把劫匪弟弟按压在地的抓捕镜头，刺激了劫匪脆弱的神经，几乎同时，劫持人质的大巴里响起了凄厉的枪声。事后，菲律宾总统谴责媒体的直播是导致劫匪开枪伤人的主要原因。这明显有推脱责任的嫌疑，这次菲律宾人质事件的解救过程，失误比比皆是，但在突发事件中媒体报道的边界，仍需要媒体同行思考。
　　时间倒退48年，慕尼黑奥运会上，8名巴勒斯坦军事组织“黑九月突击队”的成员突袭以色列代表团的驻地，打死2人，劫持9人。从事件发生到最后解救期间，西德媒体铺天盖地地直播，恐怖分子通过电视了解了西德政府的态度、实力，甚至下一步的意图，但救援方甚至连有几名恐怖分子都不知道，在信息上，这是一场非对称战役。事后，关于媒体的报道得失，曾引起广泛讨论。
　　作为媒体中人，我们常常下意识地捍卫媒体的报道权利，即便媒体的报道权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一些消极后果。但如果将问题推到终极，我们可以问：媒体的报道权利到底有没有边界？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当两国军队正在进行一场战役，媒体可不可以开着直升飞机到上空直播？如果可以，那敌方将会对己方的兵力部署了如指掌，有可能影响战争的进程。如果禁止，是不是就限制了媒体的报道权，也就是民众的表达自由？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具体到菲律宾人质事件，我们当然可以谴责政府在处理人质家属问题上的草率，但当媒体的报道权有可能伤害其他公民权利的时候，这就是诸位同行需要反躬自问的时候了。
　　从世界范围看，对媒体报道权利维护最为坚决的，当属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200年来，各种权利在和言论自由的较量中多数都败下阵来，最著名的当属1971年《纽约时报》刊发越战文件的案件，当时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支持《纽约时报》，此后，国家安全不能再成为限制言论自由的理由。但媒体面对私权的时候，依然不是绝对的。
　　不久前维基泄密事件恰好是一个最好的佐证。在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的文件当中，既有美军袭击阿富汗平民的视频，也有美军获取情报线人的信息，如果这些信息全部公布，对于这些线人来说，可能意味着灭顶之灾。也许正因为如此，维基解密网站的负责人，现在也暂时停止了1.5万份文件的公布。维基泄密事件最具意味的，不是言论自由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伤害”（这个问题在《纽约时报》判例中已经解决），而在于当言论自由有可能“现实而直接地”伤害其他公民的人身安全的时候，我们该不该有所限制？至少从解密网站的态度上看，他们也觉得直接不加过滤地公开不妥。
　　美国宪法的困惑在于，当时制宪会议的先哲们，无法考虑到时代发展给宪法带来的挑战，因此他们设计了9位大法官，让他们按照自己对宪法的理解，诠释今天的社会。他们的基本原则是，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都要在权利平衡的视野下考虑权利的边界。从这个逻辑讲，我赞成在特定的情景下对电视直播做适当的限制。当然，这条限制必须非常严格，限制的理由不是国家安全，而是宪法上其他公民的权利。毕竟，第一修正案是对抗公权力的利器，却不是伤害其他公民权利的利刃。
　　说到这里，许多人一定会说，到底什么样的公民权利才可以成为限制媒体报道的理由？在笔者看来，这要看媒体的报道行为，是不是会对部分公民的人身安全造成“现实而直接”的威胁。一如在菲律宾人质事件当中，媒体直播的内容，会不会刺激劫匪的情绪，使整个事件逆向发展。如果真是这样，警方当有权利暂时制止媒体的直播报道。
　　话说回来，其实现场的警方完全可以依法划定警戒线，让媒体在警戒线外进行报道，这样一来，媒体可能根本没有机会直播到劫匪弟弟被抓的镜头。本文的讨论，是基于一次业余解救过程进行的理想讨论。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策划组主编）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９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