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陈中华
　　一次我到一县采访，同车的宣传部同志突然接到电话：本县发生了一桩刑事案件，上面某媒体突然就来了。他与对方在电话中反复商量如何拦住媒体不予报道的计策。因我们平时关系很好，对方与我说话不回避。他说：“你知道吗——现在下面一大块的工作是‘灭火’，几乎一周有3天时间应付这些事。”
　　我说：“哦，怪不得，我感觉近年来下来采访，宣传部门有关同志出面的越来越少了哩——还有更重要的事呀。”
　　“灭火”，业内人士都知道，即阻截媒体做本地的负面、舆论监督类报道。前段时间，我到外省开一个会，当地宣传部门同志席间向我表露对山东某媒体的不满，说老喜欢到他那个地方搞批评报道，怎么不报道自己那地方的事？还说报道他们这里的许多事都失实了。我说：“是吗——告他！去法院告，刑法上有诽谤罪、侵害名誉权罪。这一告，全国一有影响，就将他治改了。”对方说：“现在谁告呀？本来没事的都告出事来了。”
　　也确实，如今发生的“报道失实”纠纷，被报道地采取的多是跨地逮记者，还未出现一起起诉记者和媒体的行为，这似乎有点太不把法院放在眼里了。
　　地方的同志坦露心迹说，“灭火”时最难对付的并非本省记者，他们还都是很听话的，再说还有省里管着。也并非有影响的中央媒体，因为他们一般不搞，要搞你也挡不住。最难对付的是那说小不小、说大不大的媒体，在乎它不是，不在乎它也不是，不属于省里管；还有，说他是记者他没有标准的记者证，说他不是记者他有媒体开的信或工作证。真要闹出事，人家媒体就会插手。
　　我常问他们，“灭火”一般怎么灭？回答一般都是：“花钱呗。”解释多是并非给记者个人钱，这样就让抓住把柄了，而是“正常”在报纸上做广告，做有偿报道。
　　这真是“中国特色”呀：本来是因有了坏事要批评的，一下子坏事变好事，又成了表扬了。
　　先不说这畸型现象的产生原因，还接着刚才地方同志的一句话——此类“监督变有偿”类报道，我们这种经营与采编绝对分开的党报是绝对没有的。听过一笑话：央视对某地搞了批评采访后，该地有关部门追到北京，托了几方面的人士，终于有人大包大揽，并收了钱，承诺一定能让央视封口。地方人士就驾车往回赶。已是晚上八点，他打电话告诉妻子：赶回家吃晚饭，并高兴地对妻子说，领导安排那事被自己“摆平了”。妻子说，哪个事？是不是那个……已报了！他问，哪里报的？妻子说，刚才央视《焦点访谈》。
　　对“灭火”如此上心，说到底还是怕舆论监督。
　　到基层采访，我注意到一个情况：凡个人、企业（除个别直接担心影响其产品销售的）都不太怕曝光。最怕舆论监督报道的反而是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这话变个说法就是：政府部门最怕批评。我想这里面的压力恐怕主要来自于“维稳”，怕影响了考核，怕因此而“闹大了”，最终上级怪罪下来，政治上难以再进步。
　　这是很奇怪的：建国及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缺乏经验，走了许多弯路，而那时我们就提倡借舆论监督来加强人民的监督。现在，我们发展到最强盛的也应是最有信心的一个时段，却怕起舆论监督来了。越怕，越证明你有一处软肋，搞“批评勒索”的人，就越是往这软肋上戳，这也就是有的地方拿很大部分精力“灭火”的内在原因。
　　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人口，有点刑事犯罪、官员贪腐、群众上访等，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出不了大乱子。媒体只要在坚持正确导向前提下将它揭露出来，除了有利于纠错，有利于工作，还能让百姓“相信”，相信政府的坦诚与勇气，相信报纸上“都是真事”。在当下，还有比百姓“相信”更重要的吗？
　　毛主席早就说过，为了不断进步，一个重要的方式是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即不怕监督。那《皇帝的新衣》里的皇帝，估计穿“新衣”时正逢酷夏，光着屁股更舒服，就被周围捧糊涂了。如若在严冬，冻得他瑟瑟地抖，他肯定会犯过劲来，非宰了那裁缝和大臣们不可。
　　（作者为大众日报特派记者）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