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观  其
　　受新媒体冲击，报纸日子吃紧。一是经营收益的提升越来越难，二是舆论影响力的提升越来越难。两难中，后者更紧要，因为报纸吃的就是影响力这碗饭，没有影响力，遑论发展？
　　为提升舆论影响力，报纸都在努力。就纸版内容而言，近年最为报纸挣分的招数，一是新闻本土化、深度化，二是评论日常化。
　　这里单说评论。翻翻1949年之前的报纸，不管是党派报纸还是民间报纸，评论都占较大的版面比重。1949年之后，报纸上评论的规格越来越高，但所占版面越来越小、出现频率越来越低，评论几乎成了“本报评论员”的专利，“大事才评论”也成为常态。评论日常化，是近十年的事。现在，没有时评版的报纸很少了。
　　但是，与新闻本土化不同，时评则是外地化：本地报很少评本地事，批评性地评说本地事更是少见。这不能不说是报纸舆论影响力提升的一大软肋。本地读者更想看到报纸对自己身边事的评说，尤其期望通过报纸的评说推动本地问题的解决。
　　正因此，笔者一直关注“广州时评现象”：评论本地事，让评论落地。仅举几例：
　　11月18日，南方日报《谁来和成都争当改革前沿》：成都曾经公开表示已经多年不到广东来学习改革经验了，我们自己呢?一些干部仍然洋洋自得于表面化改革、口号式改革。再追问下去：广东这些年有什么值得在全国推广的改革模式呢?既然缺乏，就要加油，踏踏实实地推动一些具有全局意义的真改革、大改革，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小打小闹和自我神化。是不是改革前沿，终究是要靠改革成绩说话的。
　　10月20日，羊城晚报《毕阿婆何时不用再找市长》：正常投诉不管用，市长（广州市长万庆良）批示不落实，市长热线也形同虚设，问题究竟出在哪？……在我看来，恐怕各层级的制度失灵才是问题的关键，否则难以解释如此不堪的现状。
　　10月8日，新快报《到哪找广州的那些部长和局长》：刘副部长的情况（市民报料称广州市番禺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刘新宇多日没上班，记者调查，番禺区纪委给出了答案：没出差，更没出国，人在检察院），有关部门是掌握的，只是没向公众公开，他们一贯都是这样的，这次也不例外；而刘局长的问题（花都区畜牧局局长刘荣福未向组织部门请假就出国了，而且不知道有没有打算回来），有关部门显然有失察、失职的嫌疑，一个局长长期不上班，组织部门居然无所作为，放任自流，这算怎么回事呢？
　　而“广州时评现象”的经典案例，当数新快报的“沙井夺命”时评。今年八九月，广州发生多起沙井盖被偷、无盖沙井吞噬人命事故。新快报不断推出时评，并刊发多篇“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推动问题解决。比如：
　　9月9日，《若沙井悲剧仍不问责，必陷市长于不信不义》：花都区政府在问责问题上的刻意回避，或者说在问责意识上的苍白无知，足以让正处尴尬境地的《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更加尴尬。当然，此时此刻，更尴尬的恐怕还是市长。
　　9月13日，《牢记广州的这些“耻辱”》：我们惊讶于市长会亲自过问小小的沙井盖，惊讶于连市长碰到这个问题也有话不奏效的时候，惊讶于我们城市的公共治理为何连在最简单的事情上都让人失望……
　　9月14日，《万市长，你在哪里？》：“万市长，你在哪里？”的呼声所表达的，并非真的把希望寄托在某位领导一己之力上，而是表达出两种心声：一是管理者应该言而有信，既有承诺就必有担当；二是对管理部门的普遍性推诿责任、管理不善却无人被问责的公共政治溃败局面，表示出极大的愤怒和无奈。
　　9月15日，《沙井问责终于立法，公众等待了六年》：提上议事日程的法案为何要公众苦等六年，六年之内杳无音讯，六年之后却又惊艳出台，难道仅仅缘于万市长一己之力？……这样难堪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无论是对踌躇满志的万市长，还是对心存幻想的市民来说，恐怕都是个无情的打击。
　　时评，评本地事才叫本事。还有谁敢问“市长，你在哪里？”
　　“舆论环境制约”是很多媒体时评“灯下黑”的理由，想想也是。可是，媒体不光是舆论环境的“被影响者”，更是舆论环境的“影响者”、“塑造者”。总是甘于被影响，怎么会有影响？○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