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李曙明
　　这些年做报道、写评论，我没少对北京市出台的政策、办理的案件提出质疑和批评。个人博客上的文章，批得就更“狠”一点。如果有一天我犯点事儿“进去”了，对有没有“那事儿”只字不提，却只说自己是“因言获罪”——有关部门抓我是为报复我批评他们，您会不会觉得我这人特矫情？
　　且慢发笑。时下，一些律师办理案件、一些记者采访报道，秉承的正是这种逻辑，我称之为“因言获罪”过敏症。
　　这是个不好的苗头。
　　“因言获罪”，一次次刺激着公众的神经。远的不说了，刚刚过去的2010年就不少：因报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幕而遭通缉的记者仇子明，因举报官员子女而被从甘肃抓到宁夏的公民王鹏……从现实看，对“因言获罪”保持一定警惕，是必要的。但因此而神经过敏，什么事都硬往这上面扯并通过媒体大肆渲染，却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说两个最近的报道吧。第一个，宁夏某县马某因涉嫌偷税罪被逮捕，报道援引他儿子的说法，称父亲被抓是因为曾多次发表博文，批评当地政府机关搬迁，“得罪了相关领导”。律师也持这种观点。另一件是某省公安厅副厅长的案子。副厅长本人涉嫌受贿罪，其妻子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因为妻子曾发过一篇涉及当地高官的帖子，律师由此有了新的思路，2010年10月25日《南都周刊》的报道中这样描述：“律师认为‘一开始就是满盘皆输的棋，只能不按规则下’……为此撰写了《紧急情况汇报暨法律意见书》，将案件与公民的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等监督权利相联系”。
　　我不敢说犯罪嫌疑人被追究一定和“因言获罪”无关，但至少从报道看，第一个事件中，将“获罪”和“因言”二者联系起来的，只是当事人的猜测，而在第二个事件中，当事人甚至连这种猜测都没有，这么说完全是律师的一种辩护策略。作为个体选择，家属这么想、律师这么做，没问题。普通的偷税案、虚报注册资本案，新闻价值不大，但一旦和“因言获罪”联系起来，“价值”凸显。所以，有些时候，“因言获罪”或许只是当事人和律师为了报道能发表而找的噱头。但猜测能成为新闻报道的内容甚至主体吗？
　　“获罪”属于客观范畴，人们看得见；“因言”却不同，它属于人的主观范畴，而“人心”是最难捉摸的东西。将“获罪”和“因言”联系起来，仅有猜测是不够的。回忆一下去年的几个事件，“因言获罪”都不是质疑的起点。媒体报道从看得见的事实和证据入手，通过层层揭示办案程序和相关认定的种种反常，最终让人们形成“因言获罪”事实存在的内心确信。
　　回到上面的案例。马某是不是有偷税行为？副厅长的妻子是不是虚报注册资本？这才是事件的核心问题，也应该是报道的方向。这些问题，当事方可以通过提供己方证据或反驳对方证据来说清楚。在这些问题说清楚之前，将报道方向转向可能只存在想象中的“因言获罪”，反而会混淆是非，影响公众做出正确判断。这是媒体对公众的误导。误导之下，对刑事犯罪的正常追究，会受到不必要的掣肘。
　　不断质疑，不断求证，一步步逼近真相，这是媒体的责任。然而，即使达不到“合理怀疑”程度，质疑也必须有一定的事实支撑。无根由的猜测，不是负责任的质疑。有同事看了律师的这种辩护思路后开玩笑：“要是我每个地方的批评报道都写一篇，是不是以后全中国的司法机关都不能再追究我了？”
　　“因言获罪”过敏症，“发病”在少数当事人、律师身上，但通过媒体报道的扩大，会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对于公民怎么想、律师如何辩护，外界无法也不能去控制；但对于媒体而言，选择好报道内容和角度，用事实而不是猜测说话，却是可以也必须要做到的。

　　（作者为检察日报评论员）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１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