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李曙明
　　偶然间看到一份旧报纸，2010年10月7日的《南方周末》，上面有一则有关该报启动“维权风暴”的公告：“目前，本报未授权任何纸质媒体转载本报文章”，“如果你发现未经授权转载《南方周末》新闻作品的行为，请拨打举报热线……”，后面是对举报者的奖励措施。
　　这场“风暴”目前仍在进行还是已经结束，不得而知。不止《南方周末》，“未经授权，不许转载”的声明，不少媒体都做过（都是大媒体，小媒体巴不得被转载呢），转载引发的官司也不少。转载的问题，需要好好梳理。
　　“未经授权转载本报文章是侵权行为，侵犯媒体秩序，破坏行业秩序，最终将使传媒服务对象——社会公众蒙受损失。”这是《南方周末》公告对擅自转载行为危害性所做的结论。笔者以此为“靶子”，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说一下。
　　第一，转载，需要授权吗？
　　《著作权法》第33条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可见，多数情况下，转载并不需要特别授权，除非著作权人特别声明不同意转载，否则，想转载的媒体拿来用便是，支付报酬是其唯一义务。
　　第二，转载，需要报社授权吗？
　　《南方周末》公告中“未经授权转载本报文章是侵权行为”的表述，没说全，容易让人误以为转载需要“本报”授权。实际上，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未经著作权人授权转载本报文章是侵权行为”。而很多时候，报社并不是著作权人，能否转载报社管不着。
　　《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6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可见，不仅社外作者作品著作权不属于报社，“本报记者”的职务作品，如果没有特别约定，也属于作者本人而不是报社。这些作品，只要作者没声明不能转载，其他媒体就可以转载，用不着报社授权。
　　第三，警惕报社“强行”取得著作权。
　　《著作权法》规定了报社取得稿件著作权的途径，主要是两种：和“本报记者”就职务作品著作权归属作出约定；和特约作者就约稿形成的委托作品著作权归属作出约定。
　　取得稿件著作权，进而声明“不得转载”，报社这么做，似乎名正言顺。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和记者、作者的关系中，报社处于强势地位。“要么同意著作权归报社，要么不用你写”，如果报社开出这样的条件，多数人会选择低头。本来，为了保护作者权益，法律规定著作权以归属作者为原则、不归属作者为例外，而上述条件实际上架空了法律规定。一方利用强势地位所做的约定，即使形式合法，也难说正当。
　　报社和作者在“双赢”的基础上就著作权归属做出约定，当然可以，但应该“一稿一议”。笼统地“著作权归我”，并据此声明所有稿件“不许转载”，报社似乎不该这么霸道。
　　第四：“不许转载”可能损害什么？
　　有人认为，转载导致信息同质化，压缩原创空间，影响原创媒体的影响力；也有人认为转载扩大原创媒体影响力。到底哪种说法更符合事实，需要实证研究。不过，即使最终结论是转载不利于原创媒体，也应该通过提高转载媒体付酬标准等方式来解决，而不是拿“不许转载”当武器。
　　在商海遨游获取经济利益，是媒体的经济属性。比经济属性更重要的，是它的社会属性，即满足公众知情权推动社会前行。报道每被转载一次，百姓的知情权就前进一步。这些年，很多事件以圆满方式收场，是媒体合力推动的结果，而转载，正是合力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公告将擅自转载的最终危险归结为“使社会公众蒙受损失”。这会不会成为现实，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如果更多媒体以反对“擅自转载”的名义拒绝转载，那么，社会进步的步伐，可能要放缓。
　　媒体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一篇报道一经发出，它就不再专属于某一家媒体，不管著作权在不在这家媒体手里。允许兄弟媒体转载报道，可以更好地实现媒体职能，也是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似乎没有权力说出“不许转载”这四个字。

　　（作者为检察日报评论员）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２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