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李曙明
　　前段时间，和几个搞舆论监督的同行小聚。没想到，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抱怨监督尤其是对司法机关的监督空间越来越小。谈到的问题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只说一个，就是报道和评论的时机问题。几个同行都谈到，一些地方明确规定：案件判决之前不得报道和评论。
　　“案件判决之前不得报道和评论”，这让我想起2003年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个规范新闻媒体对案件报道的文件，其中规定：“依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依法公开宣判的案件，新闻单位可以进行报道，但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对事实与法律负责，并且不得做出与法院判决内容相反的评论。” 该文件发布不久，因为对一起正在审理的案件进行报道，当地六家媒体的六名记者被法院“封杀”。
　　当年，这一事件引起强烈质疑。质疑的焦点，不仅是法院是否有权封杀记者，也包括法院是否有权限定媒体报道的时机。应该说，经过充分争论，其中是非曲直已有公论。令人意外的是，多年后，一个被批得体无完肤被认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陈规，却被不少地方重新拾起并视若珍宝，这不能不让人生出一种“今夕是何年”的感慨。
　　其时，笔者入新闻行不久。关注该事件、研判其危害，更多是从逻辑而非感性认识出发。这些年，做舆论监督，写作编辑评论，随着对司法规律和法治新闻报道认识的加深，我越来越庆幸，自己没有受到这类文件制约（今后会不会受到，不知道），否则，我不知道“犯忌”多少回被“封杀”多少回了。
　　如果我们认可司法不公的存在是事实，认可司法不公不能靠司法机关关起门来解决，那么，作为外部监督的重要手段，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就必须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而“判决前不得报道和评论”，相当于给媒体监督司法念了一个“紧箍咒”。媒体对司法的监督，甚至有被架空的危险。
　　先说报道。一起诉讼要经历侦查、起诉、审判等多个环节，从道理上说，不管在哪个环节，只要司法不公的事实已充分暴露，就应该在这个环节进行监督。让错案戛然而止，是最理想的监督状态。不过，从实践看，开庭之前，有些事实、证据不宜公开。对有疑点的刑事案件，如果开庭前采访报道，司法机关基本会拒绝接受采访，报道往往只有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出现偏差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如果案情不是特别紧迫，最好等到开庭。充分听取相关各方意见后，有无司法不公的判断会更准确，此时再决定报不报、怎么报，效果往往更好。
　　客观、平衡，是报道必须做到的，但等法院判决却大可不必。这不仅因为司法判决是权威判决，但并非一定是正确判决，媒体和每个读者都有权利做出独立判断，更因为对于有疑点的案件，判决相当于把“不公”的“生米”煮成“熟饭”，再要纠正难度要大得多，监督效果会大打折扣。
　　至于判决前不能评论案件，更加令人匪夷所思。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报纸上刊发评论，是落实这一权利的途径之一。规定何时不能发表评论，相当于说这一权利只能在特定时限才能行使，这难说正当。
　　这两年，全国发生多起“异地抓捕案”：因为报道或者网帖中说了对当地不利的话，司法机关以刑事手段追究当事人。每有此类事件， 媒体发表大量评论，从法律角度论证因言获罪的荒诞。这些声音，成为推动事件最终解决的重要力量。然而，其时，案件刚刚立案，离判决还远着呢，按照“判决前不能评论”的逻辑，莫非也要等当事人再关个一年半载案件判决后再评论？
　　时下的中国，媒体审判究竟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仅存在于想象中，人们多有争论。不过，即使媒体审判是一种客观存在，和司法不公相比，它也不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媒体审判，当然是需要极力避免的，但如果因此导致的结果是媒体监督司法越来越困难，相关规则的合理性就必须得到检讨。

　　（作者为检察日报评论员）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３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