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刘宪阁
　　《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王怡红、胡翼青主编）第三篇即学者自述部分颇有特色，为以往同类著作所少见。通过部分学者对个人学术道路的回顾，从一个比较细微的层面生动具体地呈现了最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传播学科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揭示了知识生产与学术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笔者印象最深的，是黄旦和潘忠党两位教授的自述。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一些研究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强调你疆我界的学科藩篱，并对此有所反思。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对新闻传播学界、业界及相关学科和社会发展都很有启发价值。
　　执教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黄旦教授，最早接触传播学是在1983年。十多年后，他于1995年出版了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本书《新闻传播学》，跳出了当时不少人为之苦恼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界限，并尝试将两者有所糅合。博士毕业后赴美访学，在此期间他旁听了一次NCA年会，会议日程让他吃惊不小：“场次之多，论题之杂，学科来源之广，超出想象”。这让他逐渐明白，所谓学科无非是资源竞争的借口，或者个人谋生的编制所在。由此也认识到：就研究而言，不该受限制；“只要提出的问题是传播领域的，用什么理论知识去解决，完全看需要”。特别是后来读到Peters的Speaking into the air，更让他“对传播及学科问题豁然开朗”，好比打通了任督二脉。2005年，他出版了新作《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其中压根看不到所谓传播学和新闻学的人为痕迹和界限。没想到后来研究结项，关于该书的评审意见竟然称新闻专业主义属于新闻学，而非传播学。“言下之意，我的书还不能算是传播学研究，当即被‘雷’倒”。
　　类似的尴尬，执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也遇到过。早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他就拓展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并逐渐认识到：“学科之间的分野，更多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践划分，而非认识论层面的逻辑划分，因此，学术探讨不必也不应囿于一个被标签固化了的学科”。他后来的研究也正是这样：既不很“人文”，也不够“社科”。基本上是出于兴趣的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可谓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诚如他在自述中所说：既倒腾统计数据，也解读质化观察；既操持“行政研究”的课题，也搬弄“批判理论”的语言。很多因感兴趣而考察的题目，不太容易进行学科归类。其中有哪些可以正经八百地属于“传播学”？他自己也搞不清，有时半开玩笑地调侃说：“我不是个传播学者，也没搞清楚‘传播学’是什么，只是个碰巧有传播学博士学位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但是这么概括依旧无助于将他自己归类，或者帮助别人将他定位。在复旦，曾经有位哥儿们很“愤愤然”地对他说：“原来以为你是做文化研究的，现在看来你很可疑！”
　　这样的情形，大概还有不少人碰到过。比如我自己，就常被人追问：“你到底研究什么呀？”或者说，“你读的是什么专业呢？”还真不好回答。因为从本科到研究生，我的专业先是从政治学变成了历史学；后来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又转到新闻传播学。表面看来好像很奇怪，完全不搭界嘛；其实种种变迁，无不与自己关注的问题有关。也因此，我非常赞成黄旦和潘忠党的观点，即无须执着于学科本位，或者毋宁说是学科的本质主义。诚如回顾与潘教授等合作完成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特别是其在新闻传播及相关学界的影响时，黄教授所说：好的成果是没有边界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不是学科的不同，“而是学术水平、理念和理解的差异”。
　　我相信潘、黄两位教授也会非常乐意赞成如下看法，即问题本身比学科归属更重要。这里不妨重温人称“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先生的一段话。他多次强调自己看着像是做学问，其实志不在此。他说：“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学界固应如此，业界又何尝不然？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３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