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观  其
　　3月3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刊发叶帆的文章《移情体验与史家修养》，读来很受启发。
　　文章讲，古今中外的史家们在历史研究中，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过移情这一方法。移情就是设身处地体验别人的情绪、理解别人的立场和情感，以求能够以己度人、感同身受。移情体验虽然可以深化历史研究，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简单地以己度人，往往容易以个人的思想情感来替代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其结果很可能风马牛不相及。另一方面，在长期移情体验的过程中，史家与历史人物在思想情感上相互交流、渗透、融合，就容易被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所感染甚至同化，逐步喜欢上自己所研究的历史人物。倘若这一历史人物属于正面的，史家将不惜溢美之词将其拔高；倘若这一历史人物属于反面的，史家可能会找出各种理由为其辩解，希望翻案。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对历史研究无疑是危险的。
　　看了文章，不觉会心一笑。因为，史家与记者本就是一根棍子的两端。史家也是记者，只不过“采访”的是历史人物、文物史料。同样，移情以及移情的风险也发生在记者身上。
　　记者采访，都会用到移情，有时候是自觉的，有时候是不自觉的。采访就是与人打交道，很多时候是与采访对象“斗智”、“打心理战”。我们常讲“吃透上情，摸清下情”，要清要透，离不开记者根据采访到的材料去体会去琢磨领导的真实意图、群众的真实想法、问题的真实原因，也就是得做移情体验。不管领导还是群众，人家都有自己的事，再配合采访也不可能都和你来个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即便“三同”，你移情功夫不到家，也难“透过现象看本质”。
　　但是，从移情的角度看，记者采访也存在问题，大致有三：
　　一是无情可移。也就是心不在焉，对采访对象和采访话题没有感觉，缺乏起码的知识储备和研究，自然难以对话交流。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说：“好的问题，才能引出精彩的回答，才能双赢。作为发言人，你们记者不给我机会，我怎么办?你们给我发软球，我退就行了。你们给我发个硬球啊!”指的就是这类“无情”的记者。
　　二是自以为是。也就是想当然，以我为主。李敖讲过一个故事：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探险中被一个有吃人风俗的蛮人部落逮住了。他发现有个蛮人竟是英国大学里留过学的，大为惊奇，问：“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蛮人答：“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英国留过学就文明了？未必。探险家的类似想法，记者也不少。再就是把采访当成印证自己的观点、结论的过程。尤其是现在，媒体多讲“策划制胜”，策划先行，记者往往是带着框子去找对象，带着主题去挖材料，这样的新闻是可疑的。
　　三是移情过度。这方面又有两种类型：
　　“老不信”：逢官必疑，凡是老百姓说的都是真的，凡是官员说的都是假的。涉及政府、司法机关的矛盾，想当然地就把政府、司法机关置于错误一方，不分青红皂白大批一通，俨然是正义的化身、民意的代表。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欠缺新闻职业素养，除了如余秋雨先生讲的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讲是非、不讲真假”的泥潭之中，缺乏实证意识、科学意识外，还有目前记者群体社会化的因素：如今记者也苦啊，职业焦虑、生活压力大啊，稍不留意就把自己的不满、愤懑带进新闻和时评，以“民意”的名义发泄自己的情绪。
　　“被同化”：就像史家喜欢上自己所研究的历史人物，记者喜欢上自己的采访对象。与采访对象贴近得久了，了解得多了，沟通得深了，同情就多了，理解就多了，很容易被采访对象的思想情感所感染甚至同化。体现在报道里，情感压倒了真实，跑口的记者，成了那个口的发言人；对正面人物，看不出缺点，“就是好就是好”；对反面典型，比如贪官，比如罪犯，日久“生情”，“很可惜很可怜”。尤其我们不少所谓深度调查报道，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记者是慈悲了，新闻却很受伤。
　　移情免不了，但需要克制。新闻讲感情更讲专业。或者说，记者应有激情，但新闻不能感情用事。
　　就像律师，再同情你的委托人，你也得克制，否则，就会影响你的取证和辩护。
　　就像手术台前的医生，面对痛苦的病人，你再同情也得克制，否则，同情得泪流满面、一塌糊涂，眼看不清、刀拿不稳，就不是救人而是杀人了。
　　由此看，记者要讲“贴近”，也得讲“超脱”。○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４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