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李曙明
　　您知道杨丽娟吗？对，就是那个因为疯狂追求刘德华导致父亲在香港投海自杀的女孩。
　　您知道陶菊英吗？如果不知道，我告诉您：她是杨丽娟的母亲。
　　之所以问这两个问题，是因为母女二人都被法院认定为“自愿型公众人物”——“公众人物”，不说人人知道，至少要部分人知道吧？要是问谁谁摇头，“公众人物”的帽子，恐怕就戴不上。
　　杨丽娟母女和《南方周末》的官司，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笔者也曾关注，却是以“看热闹”的心态。最近，搜集新闻侵权案例，涉及这个案子，才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问题不小，就拿出来说说——是非问题，什么时候说都不晚。
　　这里的“是非”，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媒体而言，报道怎么写；二是对法院来说，纠纷怎么判。
　　先说报道怎么写。我认真读了那篇题为“你不懂得我伤悲”的报道，也从网上看到人们对它截然相反的评价：《南方周末》副主编陈明洋表示，这篇稿子从新闻角度看，是很专业的；而传媒法专家魏永征则通过博客表达了愤怒：“从写杨丽娟的皮鞋、指甲油、盒饭开始，写到杨丽娟的外公有7个孩子，杨丽娟的叔叔怎么因为与哥哥抢女友而杀死他的母亲（杨的祖母），杨丽娟的妈怎么讲究口红、裙子、皮鞋，怎么不满意她的‘没钱没地位的’丈夫（即杨丽娟的爸），怎么与杨父离婚后‘跟过’几个男人到后来又走到了一起……”“如果有人对我说，你对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有知情权，那么我宁可不要这种‘知情权’，因为我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负担这种‘权利’。”
　　请原谅我大段引用魏永征先生的观点。引用，不表明我同意，只是为了说明：这篇报道为杨丽娟母女在部分读者心中树立了怎样的形象，说明她们为此可能承受了怎样的心理压力——当一个局外人都对报道怒不可遏的时候，她们受到的伤害和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限于篇幅，我无法对魏永征提到的情节是否该写进报道逐一评价，这里只说一点，就是对陶菊英离婚后感情生活的描述。在逐一介绍了她交往的多个男人后，报道有这样一段描述：“陶菊英跟第一个工人相好在一起的时候，曾经怀上过一个孩子，怀孕期间坚持回杨家洗衣服，结果流产……”把怀孕、流产这些隐私拿到媒体传播，合适吗？
　　法院认为合适。法院最终判杨丽娟母女败诉，不在于它否认伤害事实的存在，而在于它认为她们是“自愿型公众人物”，应忍受伤害。我没有找到完整的判决书，相关报道有法院书说理内容：“杨丽娟追星事件被众多媒体争相报道，成为公众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杨丽娟及其父母多次主动联系并接受众多媒体采访，属‘自愿型公众人物’，自然派生出公众知情权……表面上看确实涉及了杨丽娟一家人的隐私，但这一隐私与社会公众关注的社会事件相联系时，自然成为公众利益的一部分。”
　　“自愿型公众人物”的提法来自国外，百度词条的解释是：“主观上追求或放任自己成为公众人物并在客观上成为公众人物的人，例如体育明星、影视明星、高级官员等。”因崇拜刘德华而被媒体报道，杨丽娟是否算公众人物，疑问不小。如果她勉强还可以算，那么，陶菊英和“公众人物”似乎根本不沾边。
　　“多次主动联系并接受众多媒体采访”，这是法院认为杨丽娟母女是“自愿型公众人物”的根据。然而，如果“主动联系并接受采访”就能成为“公众人物”，这“公众人物”未免也太好当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所有多次向媒体报料并接受采访的人，都将没有隐私可言？
　　“联系并接受媒体采访”，或许不假，但陶菊英接受采访的目的，是说和女儿追星有关的事儿，而不是说自己怀孕、流产的隐私。所以，即使她真是“自愿型公众人物”，她“放弃”的也只是和女儿追星有关的这部分隐私。正如一名官员，因为他掌握着公权力，在和权力行使有关的领域，其隐私权必须受到限制，但在私生活领域，他仍有隐私权。将“自愿”理解为“什么都自愿”，认为“自愿型公众人物”什么隐私都没有，是一种大大的误解。而根据误解断案，判决一定不美妙。
　　而不美妙的判决，将误导更多报道将那些不该写的也写上去。这是最令人担心之处。
　　（作者为检察日报评论员）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４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