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刘宪阁
　　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有五经博士之类的名目，但主要是指学官。后来随着现代教育的引入，才开始出现学位意义上的博士。有些可谓名副其实，如长期担任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的王宠惠，即为正宗的法学博士；但也有些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过争议。比如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的孙中山，后来常被尊为“孙逸仙博士”；而1917年即归国执教于北京大学的胡适，1927年才获得博士学位。近年来，随着国内培养的博士群体的扩张，当然也为了吸引眼球、扩大影响，报纸上、电视中、网络里自称或被称为博士者亦复不少。其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往往颇多陷阱，稍不留神就可能出错。
　　最近偶然观看湖南卫视的一期《岳麓实践论》，节目挺不错，只是字幕有些怪：几位出镜者中，有的分明是仍然在校就读的博士生，但屏幕上打出来的介绍却称之为博士。这样的误会尚不在少数。比如在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中登台的那位安田，自我介绍仍然在读，但各种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评论大都直谓“安田博士”。这显然有误。简单来说，按照现代教育制度，大学本科毕业可以获得学士学位；其后继续研修，可获得更高学位。只有通过资格考试和学位论文答辩等特定程序者，才能被称为博士。有报道称，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质量如何是另一回事）；各种媒体上有些自称博士或被称为博士者，其实往往只是在读的博士研究生，甚至可能连通过资格考试的博士候选人即Candidate都不是。国内高校这方面的称谓确实比较乱。而与港台、日本等的求学者进行交流时，则往往发现他们在名片上或者口头介绍时会特意说明，自己就读于某博士班，或者正在研修某博士课程，而不会贸然自称博士。
　　由博士和博士生的混淆，笔者又想起一些相关的误解。比如有报道称，某某“博士后毕业”即调到某处任教。博士后并非像硕士、博士那样的学历教育，也不是一种学位，而是一种工作经历，因此只有出站而无所谓毕业。上述报道显然不确切。类似的，某报有篇访谈称费孝通说“菲斯只是我的Reader(读者)”。按英式教育体制，Reader是一种职位，略低于Professor，而又高于Senior Lecturer。而且费曾说过，自己到伦敦后最初的导师Raymond Firth博士“是一位Reader（高级讲师），相当于副教授”。所以把Reader说成读者，显然亦误。
　　另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曾有研究者给一家发表过某抗日老兵回忆文章的杂志打电话，对其中所述情节提出质疑。但得到的回复是，“他们只对错别字与病句负责，对具体的口述史实，并没有鉴别的能力”。编辑并非什么都懂的专家，对相关口述之具体史实缺乏鉴别力，这可以理解。但有些东西根据普通常识而无需专业知识，似亦足以作出适当判断。比如荣孟源先生当年编辑八一南昌起义史料，发现有篇回忆一开头就说当晚月亮如何美丽；而1927年8月1日为阴历七月初四，怎么可能会见到美丽的明月？故断定此回忆不确，难予采信。这说的虽然是历史杂志编辑，但推而广之，新闻采编人员似也不应仅满足于整理错别字和病句，最好能在相关社会历史文化常识的基础上来进行采访和编辑。
　　像前述这种违背社会文化常识，甚至令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报道，在目前的新闻界其实还有不少。个中原因虽多，而“文化的缺失”尤不容忽视。遗憾的是，人们在对新闻与文化关系的认识上还存在着不少误区。多半是有感于此，著名新闻人范敬宜2007年在那篇著名的演讲《媒体的浮躁在于缺少文化》中，明确强调：“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新闻人本身就应该是文化人，不论是被称为瞭望者，还是守望者，新闻工作者都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学问、有道德、有能力的文化人。”
　　唯其如此，努力养成有文化的新闻人，或者说力求新闻记者本身具备“丰富的文化素养和文化积累”，特别是在新闻作品中能够呈现出必要的“文化气息”，在当下是极其迫切和必要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５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