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于冠深
　　曾闻有的记者同志抱怨：自己不胜酒力，无奈有时候推脱不了，只好硬着头皮来喝，过后难受自不待言。当年我在岗时，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说句在有的同志看来乃“不识好歹”的话，我对这种过分劝酒的做法有些反感。后来，当我偶有机会谬当主陪的时候，就会先行宣布：我自己喝酒不行，我主张大家都自由、随便。我所谓自由、随便，是双向的自由、随便：愿多喝的多喝一点，愿少喝的少喝一点，不愿喝的也不必勉强。不是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吗？迄今为止，人类对必然的认识还十分有限，所以自由也难免有限。喝酒本来是可以自由、随便的事情，我们为什么偏要处心积虑地搞不自由、不随便呢？诸如此类。
　　酒这个东西，不过是水里含有酒精的饮料，乃诸多饮料中的一种。长期以来，文学家们出于编纂故事、烘托气氛和塑造人物的需要，便以之作为调料反复使用。什么关羽“温酒斩华雄”呀，“李白斗酒诗百篇”呀，等等。久而久之，酒与英雄和文豪联系在一起，被注入或曰附加了一些原本没有的东西。以致酒量大喝得多的人，被称为“海量”，被誉为“豪爽”，被视为“重情”；酒量小不能喝的人，纵然别人不说什么，自己也不免气馁。于是便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酒量大的气盛意雄且以己度人，好像自己能喝多少别人也就能喝多少，别人不喝或少喝，就是作假，就是寡情；酒量小的为证明自己不是作假，不是寡情，就只有“气蛤蟆垫床腿——硬撑”了。
　　在我看来，酒量大小与喝多喝少，一者不值得骄傲，一者无须乎气馁。酒量大小有别，就像饭量大小有别一样，乃身体生理条件存在差异使然。虽有“酒平就是水平”一说，然则戏谑而已，没谁当真。毛主席是伟人（我以为伟人比英雄还高一个档次）又是诗人。可是他老人家喝酒不行。所以，他请苏联人吃饭的时候，不比喝酒而比吃辣椒。关羽“温酒斩华雄”，是斩了华雄以后酒还没凉，并不是喝了以后斩的，斩了以后是不是把酒喝了也没有交代。李白“斗酒诗百篇”，且不说文学夸张的成分居多，就算是真的，也属特例。一位大众报人拉呱：一次出发，他见某诗人喝多了酒后，蹲在屋门外呕吐——可惜吐出来的“不是诗百篇，而是矢一滩”。
　　我认识的一位女同志曾这样对我说过：能工作那是本事，能喝酒不算能耐。酒量小的人一般不会说这样的话。她这样说是因为她酒量很大：别人不跟她较劲便罢，一较劲大抵会输得趴下。她说，有一回她在升学的考场上答题，答到半截便答不下去了，呈一幅愁苦的面容。监考的老师问她是不是病了，她说不是病了，是没有了精神，抬不起头来。老师问有没有办法救治，她的回答令人想到了曹操的诗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老师还真就找了酒来。喝酒以后她顺利做完了考题。按她的说法，我想，既然能喝酒不算能耐，不能喝酒自然也不是什么缺点了。
　　喝酒多少关乎感情吗？好像不可以一概而论。从“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说法看，酒量与心态感情不无关系。但这话说说也就罢了，终究不是科学箴言。据我观察，凡是至亲至爱的人，都是提醒少喝而不是相反。相反的情况我也见过：有的人凑在一起，开始还各自人五人六大家一团和气，因为话不投机或别的什么缘由引燃了不快的火苗，酒就成了实施报复的有力武器。于是，嘴里说的是“敬”，心里想的是“治”，即使原本不无友情来着，惜乎这时也异化了。
　　酒场上有这样的说法：“舍命陪君子。”我对这样的说法向来不以为然。君子以仁爱为怀，怎么可能让他人舍命来陪自己？故凡是肯让人舍命来陪自己的人，断然不是君子。这其实是酒场上的一句套话。一般情况，人在说这句套话的时候，并非真就认为自己有因此舍命的可能。遗憾的是，因陪酒而丧命的新闻居然一再见诸报端。由此可见，无论何种情况之下喝酒，还是与其多些，不如少些为佳。
　　重复我过去的一个观点：过分劝酒是一种有悖于文明的陋习。对陋习应该取何种态度，就无须再费口舌了。眼下醉驾已经入刑，或许对过分劝酒的陋习不无抑制作用。
　　（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５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