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罗建华
　　地球上无时无刻没有战争，也就无时无刻没有战地记者。如果说，战争一旦打响，只有三种人逆着逃难的人群奔向前方，那就是战士、记者和医生。而记者，更多地走在战争的前面，牺牲如影随形。
　　利比亚战争不知哪一天消停，当人们闲卧沙发，随意换一个频道时，不幸已经发生：电视画面上，我们的两位同行——美国记者蒂姆·赫瑟林顿和英国记者克里·洪德罗斯血肉模糊，转眼永别而去。这事就像发生在身边，真实得可以触摸。“沉痛”、“悲壮” 、“壮美”、“传奇”……字眼不断在跳，忽然跳出“浪漫”，一时又惶惑不安，人家命都丢在异国他乡，还能轻言“浪漫”？
　　对，就是“浪漫”，只有这两个字更具力度，更具气度。
　　我想起美国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
　　一年前的春末（2010年4月），我在访问汕头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那天，在学院的会所早餐后，见到一位外国老头，头颅硕大，膀背壮实，和几个学生交谈着匆匆走过。友人忙不迭地介绍说他是阿内特，采访过拉丹的那个阿内特，这里的客座教授，大伙都叫他 “大兵”。
　　当年10月28日，他来到更近的武汉，与武汉大学学子分享他长达50年战地记者的经历，用“浪漫”这个词表达他对记者职业的挚爱。次日，报纸以《记者是个值得牺牲的浪漫职业》为题突出报道，令我记忆深刻。
　　“浪漫”，是战地记者的一个特质吗？是记者职业的一个特质吗？
　　非常巧合，最新一期《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5月9日，第14期）到了，封面有《战地记者喋血沙场》的导读，翻开却是《战地记者“最后的浪漫”》， 还是浪漫！我知道，这是血色浪漫，是战地记者生命的舞蹈，也是所有记者梦想的绽放。
　　
　　一
　　战场相信眼睛，不相信眼泪。“浪漫”属于那些为新闻而无畏一切的真正记者。
　　有人考证说，1775年4月18日，美国记者艾赛亚·托马斯成为史上“第一个战地记者”，源于他勇于冒险，嗅出了战争的气息，混在军队中抵达列克里敦小镇。就在这天，就在这里，美国独立战争突然爆发，他发出《列克星敦之战》，见证了这一重大历史时刻。
　　另一位被誉为“最伟大战地记者之一”的威廉·拉塞尔，供职于《泰晤士报》，1854年远征到克里米亚半岛，跟踪英法联军与沙俄的战争。部队不给他帐篷，不给他口粮证，只给他和士兵一样的危险，那篇《轻骑兵旅冲锋》在采访教案上永不褪色，有谁知道它是在马鞍上写就的呢？通常，他的桌子也只是两只木桶间架一块木板，而木桶和木板并非随便就能找到。
　　稍微注意一下不难发现，早期的战地记者不少出身于水手，天生就洋溢着四处漂泊、劈波斩浪的浪漫气质。美国记者杰克·伦敦、杰克·贝尔登，是这个行列的佼佼者，他们经历九死一生，后来一位成为享誉世界的小说家，一位写出震惊全球的《中国震撼世界》。
　　更有文学巨匠海明威，年轻时也当过水手，这种秉赋成就了他投身西班牙内战报道，二战打响后又辗转亚、欧战场，并作为特使来中国见过蒋介石。
　　苏联名记者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则是一个水兵，从小好动爱跑，渴望拥抱海洋，14岁偷偷加入波罗的海舰队见习。卫国战争期间，他作为《真理报》记者，报道保卫列宁格勒和攻克柏林，危难之际还受命担任舰队政委，指挥与法西斯的厮杀。
　　有的记者不在前线，却置身风暴的中心。二战爆发时，美国记者爱德华·默罗到过华沙，到过维也纳，最先察觉德军会入侵奥地利。1940年，又到英国亲历德军对伦敦的狂轰滥炸。他不在防空洞，不在播音室，而在轰炸目标之一的英国广播公司楼顶昂然挺立，现场实况直播25次空袭，“背景音乐”往往是炮弹的尖啸轰鸣。德机三次轰炸英国广播公司，他的两名同事牺牲，但《这里是伦敦》节目永不消逝。每次播音，他都以“这里是伦敦”开始，以“晚安，祝你好运”结束。就像战火铸就的精灵，他在，伦敦就在，就有安全感，给饱受战争惊扰的人们以巨大的抚慰。为什么不害怕德机掠过头顶？他说得如此朴实：“我有一种农民的头脑，我写不出我没有看见的东西。”
　　
　　二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罗伯特·卡帕的这句话，极具爷们风范，极具浪漫精神，成为一代又一代新闻人的座右铭。
　　忠于职守，无疑是浪漫的底色。卡帕拍下的不是图片，而是他近距离直击、感受的战争。正是无数次近距离历险，报道“我看见的东西”，战争才更逼真地逼问世人，产生强大的人道主义呼唤。卡帕在西班牙内战中拍下了《共和国战士之死》，在中国抗战中拍下了《中国士兵》和纪录片《四亿人》，直到在越南丛林中踩响了地雷……他的作品和他的身躯，共同构成一个大时代的记录，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中国士兵》还被用作美国《生活》杂志的封面，昭示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唤起千万中华儿女的爱国豪情。
　　同样，另一位美国战地记者爱迪·亚当斯拍下的《枪毙越共》，活生生传递了战争暴力的血腥残忍，直接激发了美国民众的醒悟，反战浪潮波涌迭起，迫使白宫重新审视越战，终于结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杀戳。
　　阿内特被称为“越战回忆的百科全书”，他在武汉大学回忆往事时，如此感慨：“我每天都品尝到战争的血腥”。
　　卡帕是和爱妻一起上战场的。早在1937年的西班牙内战中，他那美丽娇小的“亲爱的达娜”，就惨遭坦克履带碾轧，告别她浪漫迷人的花季。那年卡帕仅24岁，由于这种创伤不可磨灭，后来即使邂逅了英格丽·褒曼这样的绝代佳人，他也没有再婚。1954年，卡帕也走了，才41岁。
　　今年4月20日，在利比亚洒下热血的蒂姆·赫瑟林顿和克里斯·洪德罗斯，也只41岁。本来，不管是赫瑟林顿，还是洪德罗斯，都有自己的浪漫生活。如果从利比亚归来，赫瑟林顿打算和妻子生一个孩子，洪德罗斯准备让女友披上婚纱……这些，何尝又不是被战争耽误的呢？最后永远被耽误了。
　　我相信，因为使命，他们留下终身遗憾，但九泉之下不会言悔。朋友们说，洪德罗斯喜欢穿粗花呢外套，热爱生活，爱品马提尼名酒，爱听马勒的音乐，爱下象棋，而当战地记者则被剥夺了这一切。他有过迷惘，质疑过自己工作的价值，在去过阿富汗后曾撰稿坦露心迹：
　　“有那么一秒钟，这种踩在外国土地上的感觉让我有些恍惚，开始从哲学甚至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思考：为什么我在这里？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我这个早晨会在阿富汗的山谷里？我不是军人，我没有必要干这个，我要回家，要看电视，要蜷缩在床上喝一杯浓浓的咖啡。”“但最后，事情的一切原委仍然明了，我发现，能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是记下这个时代重要的事件，而不是追求一时的舒适和温暖，甚至是胆怯。”
　　一种职业的自觉就这样升华，锁定一生的目标：去报道战争、去发现战争，去思索战争。赫瑟林顿为著名的《名利场》杂志工作，却远离名利场，在拍了大量图片反映战争的同时，执导纪录片《战争启示录》作系统反思。此片荣获奥斯卡提名奖，他对美联社记者表示：“我希望在客厅、电影院向人们呈现战争，让人们感受、明白我们处于战争中和战争意味着什么”。
　　
　　三
　　赫瑟林顿、洪德罗斯牺牲前10多天，我读到一篇预警似的文章《战地记者小心点》（《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4月4日，第11期），作者朱江明提醒说“战地记者可谓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他披露了如下带血的统计数据：
　　“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仅《消息报》便有44名记者牺牲，占报社记者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越南战争中，63名记者殉职。仅在波黑内战的前两年中，死于巴尔干的各国记者已达68人，创下二战以来记者年平均死亡率的新高。在1999年的南联盟战争中，投入战斗的北约部队无一伤亡，却有记者丧生。2007年一年，便有171名记者因公殉职，成为历史上记者死亡最多的一年。据统计，共有142名记者和29名新闻后勤人员阵亡于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占比例最多的绝对是中东的战地记者。”
　　在我保存的一张2007年1月5日的《环球时报》上，有一篇《倒在伊拉克血泊中的记者们》报道说，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不到4年的时间里，至少有139名记者遇难。
　　战争是真实的，战地记者的牺牲是真实的，即使连救护队那样的“红十字”保护都没有，也无法阻挡他们前行的脚步。中国新闻史上，从抗日战场到援朝前沿，追逐战争真相的战地记者，数不胜数。他们中间，老一辈有萧乾活跃在二战烟云密布的英伦三岛，中生代有唐师曾沐浴海湾战争的烽火，年轻人有“战地玫瑰”闾丘露薇成为伊拉克战争巴格达地区唯一华人女记者，几多潇洒与浪漫。
　　战地记者——这群与战争为伍的我们的战友伙伴、我们的兄弟姐妹，无疑是我们的优秀代表、我们的莫大骄傲，真该为他们的浪漫而浪漫。
　　这种浪漫，意味着责任、使命、牺牲，如同激流中的水手、危岩上的苍鹰，于艰难中坚守天性天职、于危险中展示大智大勇，何等英姿飒爽，何等风流倜傥！
　　这种浪漫，燃烧新闻理想，集中了我们的特质——英雄主义、奉献精神、人道关怀、现实忧患、历史情结，教我如何不浪漫？
　　
　　（作者为长江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６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