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张涛甫
　　若干年前，于丹因《论语心得》而大红大紫，为此，我写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文，借“于丹现象”，对当下浮躁的社会作了一次精神流行病学分析。
　　拙文认为，近30年，中国告别了极端主义道德乌托邦。艰难的社会转型是一个“去乌托邦”的祛魅过程，在这过程中，道德理想主义慢慢褪色，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日渐凸显。但尾随而至的是，拜物教迅速生长蔓延，物欲膨胀，私欲横流，社会失范，精神领地出现大面积水土流失。举目所及，到处莺歌燕舞，娱乐之风大炽。媒体也推波助澜。报纸、电视、网络，多数媒体皆在打娱乐牌。流风所及，满眼的鸳鸯蝴蝶、风花雪月。处身于其中的人们，沉浸在暂时性的忘情欢乐之中，以此稀释心中的苦闷和烦恼。但这样的娱乐只能让人快意于一时，一晌贪欢之后，漂泊的心灵并没有得到安顿，现实中的苦闷仍没有得到解决。
　　正在这时，于丹出现了。《论语心得》一出，击中了人们心中那根敏感的神经，触及人们心中那块被忽略的柔软部位。于丹的聪明体现在她对世道人心的敏锐。于丹敏感地感受到了社会心理的变化，准确地把握到普通大众的精神期待和人生困惑。
　　但《论语》之远水，并不能救眼下之火。急火攻心，于丹们的心灵鸡汤，远不能解渴。何以解忧？正在大家四处掘井，心急火燎地寻找水源之际，红歌被推到了前台。
　　其实，多年来，红歌一直就没有缺席过。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流行过一阵子《红太阳》之歌。在当时，就有一批当红歌星翻唱 “革命歌曲”。诸如，甜歌星李玲玉翻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十送红军》，屠洪刚翻唱《天上太阳红彤彤》、《毛主席著作像太阳》，孙国庆唱《南泥湾》、《读毛主席的书》，范琳琳唱《红太阳照边疆》、《青稞美酒献给毛主席》，流行歌星翻唱红歌，对革命歌曲进行二次创作与传播，也使革命歌曲波普化了，成为一种新型流行歌曲。这些红歌，一经当代流行歌手的嗓子过滤，即被赋予了一股浓郁的当代情感。
　　时下，红歌如火如荼，蔓延中国的各个角落，红色满眼，可谓“祖国江山一片红”。如果说，此前的红歌不过是多元色彩中的一个分支，是一种背景音乐，如今，红歌已成为国人视听生活的主旋律，“唱红”俨然成为中国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文化景观。前不久，我作为本单位合唱团成员，参加学校组织的红歌比赛，亲历了唱红盛况。本人作为四十分之一，与其他三十九个四十分之一齐刷刷地出现在舞台上，齐声高唱“同一首歌”。彼时彼刻，我的内心似乎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情绪，耳热心跳，感觉到血液黏稠度骤然上升，丹田之气在上行。这种感觉，跟我在卡拉OK厅自我陶醉很不一样，也跟我品尝李玲玉们的红歌甜点不一样。
　　记得我在课堂上讲到共产党的宣传智慧时，就把革命歌曲作为一个典型样本进行解读。为了传播革命理念，共产党人把一些流传甚广的民歌进行改造，旧曲填上新词，产生了第一代“红歌”。比如，《十送红军》、《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就是成功的例证。共产党聪明的地方，在于善于利用民歌广泛的接受基础。民歌经过多年传唱，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里，已成为一种文化记忆和民俗。利用这一接受基础，添加新的内容、意义，就会大大提高传播效果。这种借船出海的宣传智慧甚为高妙。
　　红歌是一种政治抒情。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下，往往被赋予不一样的情感与意义。革命年代、建国后30年、20世纪90年代以及当下，可分为四个不同的“红歌”年代。每个时代的红歌，被赋予了不同的情感与意义。眼下的红歌运动，其意义更是耐人寻味。这次“唱红”运动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意义。它不仅调动了前三个红歌年代的记忆，还赋予了更多的现实主义意义。我们可以这样判断：本次“红歌”运动，既是象征主义的，也是现实主义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６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