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时统宇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至少影响了三代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代，可以称之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有的亲自聆听过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那个年代的文艺工作者。第二代，是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崭露头角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代就是我们这一代。坦率地讲，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背着《毛主席语录》长大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精彩论述，我想忘都忘不了，比如：“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比如：“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再比如：“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在《讲话》发表的年代，中国还没有电视，但《讲话》对中国电视特别是电视文艺的指导意义毋庸置疑。在今天中国电视的环境和语境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坚持《讲话》倡导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因为，如今中国电视的现实已经在淡化、解构、甚至颠覆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对这种“躲避崇高，告别传统”形成巨大讽刺的却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到了不知道该吃什么的地步：三聚氰胺、染色馒头、瘦肉精、苏丹红、膨化剂……甚至有的东西都没听说过。当下的影视文艺现状也如此，不知道该“吃什么”，假恶丑、脏乱差，此起彼伏。直到连我们最应当尊重的根据四大名著改编的作品，竟然也出现了“曹操愤青”、“黛玉裸死”、“关云长吃春药”等场景，还美其名曰创新和穿越。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影视创作中抛弃现实主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社会生活中真实的丑恶和不道德，而今天我们不知道该“吃什么”，恰恰就是对这种致命抛弃的惩罚。
　　当下中国的电视文艺批评，如果不谈论收视率、票房、点击量、广告收入、市场份额、投资回报……这些词，似乎就不知道从何谈起。这里，我一点都不掩饰自己对毛主席《讲话》的怀念，这是在经历了人生许多事情以后的一种彻悟。当年，在我还是一名78届大学生的时候，朦胧诗类的东西大概就是今天时髦的所谓“颠覆”，到今天走马灯般的梨花体、羊羔体、凡客体、咆哮体……然而，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时，我们突然发现，神马都是浮云，当“民以食为天”的最现实的问题出现了严重的诚信危机的时候，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轻薄和怠慢，显得是那样的虚伪和矫情。
　　因此，中国的电视批评必须要有一种忧患意识，甚至本身就应该有一种悲剧感。这种悲剧感来自于当下电视文艺批评者面对收视率、面对票房、面对现实的无助与无奈。中国电视，包括整个影视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丧失了和现实对话的能力，却又必须面对“有功夫，有熊猫，就是没有《功夫熊猫》”的尴尬。当有网友把《阿凡达》解读为极具本土化的“反抗暴力拆迁”时，电影导演陆川的这样一段话非常值得我们回味：《阿凡达》突然让我意识到，我们电影的情怀和简单的美好距离有多远；我们和清澈的纯真距离有多远；我们和炙热的梦想距离有多远；一直在扭曲阴暗扯淡的纠结的庸俗中奔走狂欢的我们，距离真诚，还有多远！
　　我认为，中国电视批评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应该回到最起码的真诚。学术真诚、艺术创作真诚和说话者本身应该坚持的真诚。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稀缺的学术资源和社会资源。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７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