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李曙明
　　深圳市宝安区治安联防队员杨喜利擅自闯入杨武(化名)家实施打砸行为，并将杨武妻子王娟强奸，人神共愤。杨喜利强奸案已进入法律程序，他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法律自有公断。今天，我想说的是媒体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
　　我最早关注这一新闻，是11月8日。当天的《南方都市报》刊登了有关这一事件的报道。从纯粹的新闻角度，这是一条好新闻，也有继续追踪的价值。但报道中有一段有关王娟精神状态的描述，却让我暗自祈祷媒体能“放过”王娟：“自事发后一直躺在家中不愿见人，也不愿与人对话，不吃不喝，精神失常，还时常撞墙，并有自杀行为。”显而易见，此时的她已经不适宜再面对媒体，一遍一遍揭开伤疤。
　　但我的愿望落空了。很快，记者们用摄像机、相机、话筒和录音笔将杨武、王娟团团围住。在某电视台的报道中，杨武带着哭腔这样哀求:“我忍受的是所有男人不能忍受的耻辱和压力，我不愿意回忆，求求你们了，出去好吗?”
　　一张照片，更是在网上广为流传：王娟侧卧在堆满了衣物和床单的床上，两手抓着床单，将脸捂得严严实实，而几只指甲涂得鲜红的手握着采访话筒，将它们凑到王娟头边。
　　“这样一个新闻，被毫无尊严地、粗暴地曝光于他们的邻居、父母、孩子面前。他们确实不知道怎么反抗暴力，对自己最脆弱的保护，只能用袖子掩住脸，来避开采访。”央视记者柴静这篇博文的标题是“没忍住”——我想，应该是“没忍住”对同行的愤怒吧。
　　一些媒体的标题，做得很“火爆”。11月9日的《江淮晨报》标题是：《“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　是的，你还好意思说!》
　　媒体诸多行为，已接近甚至超出新闻职业伦理的底线：
　　——对杨武来说，妻子被强奸是莫大的耻辱。没有人愿意这样的事实被人知晓。然而，多家报纸刊登了杨武垂泪的正面照片。本属于个人隐私的内容，却通过媒体传播弄得“尽人皆知”。杨武和妻子来自农村，隐私权的意识或许不是很强，但媒体人心中该有这根弦。即使杨武同意刊登，也应细作思量。
　　也许有人说：“这样的照片可以让人更震撼，从而增强传播效果。”这或是事实，然而，当增强传播效果以损害当事人隐私为代价的时候，打住应是唯一选择。
　　——未经同意直接进入受害人家门，堵住夫妻二人要求他们一遍遍回顾伤痛，这是怎样的一种残忍？未经同意不得私闯他人住宅，对此，受害人或许不清楚，但记者也不清楚吗?
　　——“你太懦弱!”一名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这样谴责杨武。目睹妻子被人强奸而选择沉默，杨武确实懦弱。然而，如果我们能意识到，他是受到伤害心灵需要抚慰的受害人，这样的谴责，或许不会脱口而出。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少数媒体有关王娟与杨喜利“通奸”的报道。通奸的说法，已被有关部门否认。在笔者看来，即使之前双方真的通奸，也不能否定这次强奸的性质，所以，这方面的情况报道价值并不大。当然，如果有媒体认为它对于弄清事件全貌有帮助而坚持报道，不是不行，但应在充分调查之后。仅凭个别人只言片语就抢发“新闻”，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
　　缺少人文精神、不负责任的采访和报道，导致的结果是王娟再次自杀，是夫妻二人搬家躲避媒体。
　　或许会有人用“敬业”来为媒体辩护。然而，当这种“敬业”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时，对媒体来说，它不是荣耀，而是耻辱。
　　杨武、王娟不首先是媒体的报道对象，他们首先是有人格尊严的人。明白了这点，对于他们，以及和他们一样的受害者，我们会有发自内心的体恤和尊重。
　　（作者为《检察日报》评论员）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