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刘宪阁
　　1950年12月20日晚，著名学者傅斯年在接受质询后，因脑溢血逝于台湾省议会议场。消息传出，由他担任校长的台湾大学的学生群情激愤，甚至到省议会去抗议。这主要是受报刊对傅斯年之死大肆渲染的影响，使他们在情感上一时无法接受。而各种报道和传闻中，一个细节尤能搅动人心，即傅校长是被参议员郭国基“气死”的。
　　原来傅去世后，副议长李万居代表省议会发表谈话时说道：“傅校长是位真正懂得办教育的学者，想不到今天竟会在参议会弃世，这种损失是永远不能补偿的……”可惜李氏是台南云林县人，虽长期在大陆求学，但普通话总是说得不太标准，方言味甚浓。抗战时期在重庆等地即如此，回到台湾后也是这样。他时常发表演说，“外省人认为他说的是台湾话，而台湾人却知道他讲的是国语。妙的是大家都能了解他说的是些什么，因而更使他积非成是，自以为国语说得蛮成功了”。
　　不过这次却没那么幸运。阴差阳错的，李万居口中的“弃世”，竟被误听成“气死”，还堂而皇之地载于报端，愈发让人坚信“确有其事”。而记者们之所以有此误会乃至引申出“气死”的联想，除了李的口音不太标准，也与当晚傅斯年接受郭国基之质询有关。郭氏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早年因经常批评台湾时政，被“台湾议会之父”林献堂称为“郭大炮”，他本人参政后亦以此自诩。抗战胜利后当选为台湾省参议员，以敢于批评国民党各项施政著称。
　　那么，“孟真先生是否确为郭大炮滥施轰击所气死？”当时陈雪屏曾对在省议会前抗议的台大学生有所澄清，指出郭虽有大炮之称，“却非常敬佩孟真先生，视为前辈”。当日所询问的两点本来很容易说明，五分钟便可了事；傅斯年却费了三十分钟，主要在以教育家的态度“婉为解释”，以使地方民意代表能透彻明了，故不惜费辞。而无论问者、答者，“双方词意中均未掺杂火药气味”。协助陈雪屏一同劝退学生的李万居也明确讲：“郭国基那天提出的质询没有伤害傅校长之处，言词也不过分。”
　　诚如有研究者所言，傅斯年做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立法委员，参加过“旧政协”会议，以他多年的参政经验，质询他人或接受询问，本不是问题。他到台大后，一次举行有九十多人出席的校务会议，“法学院的教授们向这位曾经被选为参政员而又是有名的大炮手开起连珠炮来”，他都能应付自如。故所谓被郭国基“气死”之说显然不确，亦非实情，其背后折射出的毋宁是那段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时人的一种心态，而这种心态又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记者，进而反映在他们关于傅斯年之死的报道中。
　　套用近年流行的句式，傅斯年可谓“被”气死的。而这种“被”气死，除了前述口音不准、社会心态等缘故之外，记者们不太熟悉“弃世”这个比较书面化的文言词，想来亦为双方沟通不畅、影响传播效果的原因之一。换言之，当记者接触到不熟悉的社会情境或专业领域，尤其是涉及文化背景等差异时，如果准备功课做得不够充分，或者下笔报道时不小心谨慎，难免出现此类误读甚至闹出笑话。
　　今年夏天关于大陆游客在台北“熊抱”马英九特别是所谓被拘捕的报道，可谓误读之一例。而关于毛泽东所言“和尚打伞”的一段故事，亦颇有趣。1971年4月30日，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国际友人、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题为《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的文章（该文后来一字不漏地收入其所著《漫长的革命》第七节）。其中介绍了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和他在中南海长达五小时的交谈的主要内容。其中写道，毛泽东说自己是a lonely monk with a leaky umbrella。这一措辞让很多海外读者感到迷惑不解，勉强翻译成中文亦是令人莫名其妙：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而查核原始记录，毛泽东说的其实是：“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显然，斯诺的理解与表达有误。
　　前辈名记者如斯诺尚且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后辈新闻人可不慎哉？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