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刘宪阁
　　学者陈之迈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现代中国有三位最知兵也就是最懂军事的文人，其中两位就是下面要说到的傅斯年和张季鸾（另一位是丁文江）。按：傅是山东聊城人，张亦出生于山东邹平，他们可算半个老乡，还都和《大公报》有些渊源，一度也有信函沟通与日常往来。多半因此，1941年9月张季鸾病逝后，傅斯年才会在一封信中称赞其为“报界完人”。
　　傅斯年与《大公报》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他读中学的时候。经过其父一位学生的引介，他得到该报创办人英敛之的赏识，随后被安排到天津求学。其时傅斯年大约13岁，竟与比他大三十多岁的英敛之成了忘年交。这段交往对后来他创办《新潮》杂志以及热衷于文章报国，很难说没有影响。
　　傅斯年与《大公报》的再次交往，则发生在张季鸾等接办之后，起初还比较有戏剧性。1930年初，为了一篇关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不确报道，傅斯年致信《大公报》，指出上述报道“系根据一方面之传单而作，与事实完全绝对不符”，作为总编辑的张季鸾不以为忤，当即在报端予以发表。这件事并未影响双方的印象，他们后来还有进一步的交往。特别是1934年《大公报》开辟“星期论文”之后，傅斯年成为学界首批八位应邀的作者之一。据统计，他为此栏目共写了22篇文章。这个数字，仅次于他在同人刊物《新潮》和《独立评论》上的发稿量。因此有论者称，在傅斯年为公共媒体所写的稿件中，发在《大公报》上的占绝对多数。
　　傅斯年为《大公报》所写的“星期论文”，题材非常广泛，文笔亦纵横恣肆，有时还比较尖锐。其典型者如1936年5月3日的那篇《国联之沦落与复兴》。刊发时，报社删去了末段三行。因为当时驻天津的日军正对《大公报》严词攻击，焦点即在如何看待苏联问题。此前张季鸾等发表了关于苏联和蒙古协定的一篇社评，即遭日军忌恨。此时上海版刚创刊一个来月，尚无足够基础，所以张季鸾等不愿于当时毁掉天津版，只得暂时采取避忌之策。为此，他亲自写信向傅斯年解释，称大作所论乃现世界之中心问题，但也是日军最忌恨之点；考虑到当时环境，报社暂时不拟讨论此类问题，因此不得不删除末尾那几句，但亦“使大作有画龙失睛之憾，所非常抱歉者也”。对张季鸾和《大公报》这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处境与苦衷，傅斯年当然亦能理解，所以尽管个别文字偶被删除，但他并不以为意，继续为报社撰稿。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季鸾和傅斯年都被选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开会间隙，他们经常在休息室中畅谈无忌。1941年3月间，他们都在战时陪都重庆。傅斯年数次于浮图关碰见张季鸾，并询问其近况，张回答说正在郊区养病。当时傅斯年感觉张气色甚佳，比前一年好多了。此后他亦因身体不佳，在歌乐山养病。9月初，傅斯年忽然听中央医院的友人说，张季鸾因肺病入院，“形势险危”。惶恐中他打算第二天去医院拜访。没想到次日得报，则获悉先生竟不起矣。“哲人其萎，凄怆何如！”
　　1941年9月8日，仍在悲痛中的傅斯年给《大公报》的胡政之等写了封信。在信中，他慨叹四十年来，报人里面聪明才智之士实在不少，但大都是朝荣夕萎；“于国家社会有所立场者，有几人乎？自有季鸾先生，而中国报界有完人”。何以如此呢？他推测说，大概是因报业之辛苦，远过我辈教书匠，所以才智之士安于报业者极为稀少。但是，“夫百事必有守而后可以有为，在报业恐尤其如此。此或季鸾先生逾出时贤之一因耶？”
　　在傅斯年的印象中，张季鸾实有传统君子之风。温恭简练之中，时露金刚怒目的另一面。论人不迁就，亦不诋毁；论事则其好心公意，如玻璃之可透视。所以他认为，张季鸾一生之确乎不可拔者，“在乎其人，而不在乎文章之技巧也。”
　　舆论多操于报馆。如报馆无公论，则社会无公论，亦势必影响政局稳定与社会运行。而张季鸾主持笔政时期的新记大公报，无疑正符合傅斯年所期许的这种有公论之报馆。所以，他才在信末意味深长地写道：“季鸾先生已经作古，则公等之责任大矣”。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２年２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