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时统宇
　　2月10日，我在报纸上读到了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的这样一篇文章——《中国大学为何培养不出顶尖记者》：
　　深夜一点，在电脑前埋头几个小时批改采写作业的司久岳突感不适，想起身伸展一下僵直的身体，没站稳，一头倒地，昏厥过去。4个月后，已经偏瘫了的这位清华大学国际新闻教授对我说，他在清华大学办理了停薪留职的手续，将离开清华新闻课堂，坐着轮椅，奔向他心爱的新闻战场——到前南斯拉夫重新当记者。
　　57岁的司久岳早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英语采编专业。他是新华社海湾战争报道组组长，多次报道奥运会。他还做过白宫记者。他是我创建清华大学国际新闻传播专业十多年来，聘请的最优秀的新闻学教授，是中国新闻教育界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教育工作者。为什么中国记者不会讲故事？写的东西没人爱听、爱看呢？说到底是当前中国新闻教育太缺乏像司久岳这样的专业教授。
　　中国有上千所传播院系。但是，哪一家是经过中国新闻界资深记者和总编们认证的？几年前，我曾提出，在中国记协设立一个中国新闻教育资格认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员由资深新闻工作者组成。新闻教育不能办成新闻学院的理论家们每天唱卡拉OK，自己给自己打分，自己认定自己的资格。
　　新闻记者不是不需要任何门槛，而是一个高门槛、高智力的职业，我们要给新闻学一个清晰的定位，新闻学是用一种人文的、人性的和人道主义的视角，培养讲故事的匠人和艺人。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凯瑞在给新闻学定义时说，新闻学是一种描写的艺术。为此，相应领域的记者，既要掌握高超的新闻报道与写作技能，还要知晓相关领域的知识。
　　司久岳是位新闻匠人。我一直希望大学对司久岳这样的新闻学教授的考核和引进，要走一条与传播学教授考核标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认识几个国际新闻教育家。我问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托平教授，学校对你有无写核心期刊论文的要求？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华盛顿邮报》医学记者布朗是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博士，他一周在报社上4天班，另一天在一家医院出门诊，给人看病。他说，“这样做是确保我作为卫生记者能时刻跟上医药界的最新发展。”在日新月异的媒介发展中，作为新闻教育工作者更应该置身于新闻一线中。
　　司久岳偏瘫了、坐轮椅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一种巨大的悲剧感和幻灭感袭来，大脑一片空白。
　　我和他们两位一样，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同样在人民日报的9号楼上了三年学。我和司久岳更熟一些，因为他还给我买过他老家湖南的“芙蓉”烟，二十多年前那可是不好买的。我戒烟后曾多次回想起一个个烟友，自然少不了司久岳。他比我烟瘾大，憨憨地笑着，一根接一根。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记得他好像是两口子一块儿上研究生，也不知道他们的“蜗居”在哪儿？我们那一代人是在筒子楼、小平房、办公室搁张床等条件下过来的，如果他们中有李教授说到的“顶尖记者”，“蚁族”、“蜗居”的经历不可或缺。
　　怀旧的情绪笼罩着我，挥之不去。那就把怀旧进行到底。我刚刚开始学术生涯时，曾写过一篇《论中国第五代记者》，其中写道：
　　“伴随票证长大的一代”，很形象地说明了深度报道大行其道时的中青年记者人生轨迹的一个侧面，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特征和历史曲折，有着童年的记忆和青春的代价。他们曾在响遏行云的“革命”口号中，目睹了野心家趁势爬上宝座，色欲狂趁乱渔猎女色，贪婪者趁机溜进银库，他们看到了人性是怎样被扼杀，而兽性却在人性的陈尸场上跳踉；他们曾沿着别人指引的路奔向伊甸园，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置身于所多玛。一句话，他们的人生道路曾被浓雾所遮断。
　　然而这就是他们的财富，一笔哪一代人都无法得到的财富。十年浩劫，十年空白，却给这批青年人提供了历史的空间。当他们步入新闻大军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他们提供了历史的机会，他们用一种现代人的眼光和立场以及自己所特有的感觉方式，重建了过去的历史。一种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伴随着民族的觉醒顺理成章地属于他们。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２年３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