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储瑞耕
　　我一向坚持一个观点： 一个有志于从事传媒事业的人，一定要使名字活在自己的作品上。
　　这里有三层意思 ：一是“作品” ，二是“自己的” ，三是“活”。传媒工作者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空洞的话不顶用，要出东西，要出经过自己艰苦劳动而得来的东西，要出与自己的以往相比、与他人相比不断有新内容的东西。
　　“有作品”，首先要有数量，然后要有质量；从一定意义上讲，质量要由数量作基础作支撑。比如专栏，你没有作品数量，几个月甚至一年才刊出几篇东西，怎么算是专栏？针对近些年来，传媒界、年轻的传媒工作者中间实际存在的种种消极甚至是无所作为的精神现象，我们特别要提倡勤奋地劳动，多多地出作品，而且要“认真扎实地多出作品”，而不是“马马虎虎、粗制滥造地来一篇”。有了“认真扎实地多出作品”这一条，“出精品”也才能够有保障，也就有了保障。
　　我自己40多年间，发表各类作品（评论、杂文居多）3000多篇，总结分析起来，真正有些分量、放得住的，我估计也就是其中的10%，300多篇而已。这当然很令我惭愧，但我不后悔，因为如果没有前头的3000多篇，那也就不可能有这后头的300多篇。
　　关于“有作品”，有两点值得强调：其一，与“过去”比，要有些不同，有些改善，有些进步，有些突破。其二，与“他人”比，要有自己的特点。克服“一般化”、“大路货化”。
　　说到“有作品”，值得说一说传媒负责人自己动手写东西的事情。我一向主张传媒负责人亲自写东西，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主持《杂文报》的编务，在全国许多报刊发表杂文的同时，努力把《杂文报》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都“杂文化”了，实践表明效果还不错。比如：
　　1985年5月7日“本报评论员”文章《新的尝试》，说的是办杂文函授的事，其中写道：“参加杂文函授有什么好处？主要是可以比较系统地学点东西，同时可以获得更多的指导、练习、提高和发表作品的机会，如此而已。至于算学历、发文凭之类，丑话说在前头，是没有的。有人说，那参加还有什么劲？没有劲就别参加好了。” 这种文章风格——实在，平易，尖锐，幽默，就是典型的杂文风格。此文在读者中引起了轰动，许多人“因此”而参加了杂文函授，《光明日报》发文《“丑话说在前头”好》。
　　短小精悍也是杂文的特点之一， 1985年10月1日《杂文报》社论《〈杂文报〉的一年》，全文5句话，43个字：
　　“试步”的一年。功过是非，白纸黑字在，任世人评说。
　　下一年，仍是“试步”。困难很多，步履甚艰。我们的态度：义无反顾。
　　此文一出，国内外报刊赞扬声一片，过了许多年后，《中国新闻出版报》还刊文称它是“中国最短社论”。传媒负责人的“作品”，还有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你主管、主办的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以及一个专刊、专栏、专版、一个频道、一档节目、一个中心等等，要下工夫办出特色、办出影响来。比如，从宏观的意义上论“作品”，初创的《杂文报》也就是我的作品，坚持了20年的《河北日报》“杨柳青”言论专栏也是我的作品。我竭尽全力把它们搞得好一点，有意思有味道一点。
　　这也是一个传媒负责人“成就责任”、“成就职务”、“成就人生”的严肃课题。人们一提起《新民晚报》，一提起“未晚谈”，马上就会想到时任总编辑赵超构（林放）；一提起上世纪50年代后期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前线》，马上就会想到它的主编邓拓主笔的“三家村札记”；一提起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马上就会想到时任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一提起搜狐和微软，就会想到张朝阳和比尔·盖茨……
　　我们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得了不起，但是：有那么几件事情，做到真正了不起，就不仅应当力争实现，而且也是能够实现的。
　　
　　（作者为杂文报创始人，河北日报高级编辑、“杨柳青”言论专栏20年主笔，长江韬奋新闻奖获得者）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２年３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