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刘宪阁
　　周恩来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要是新闻记者对时事都能发布如实的报道，那就用不着历史学家了。”这是1938年3月26日，他在武汉参加一次晚宴时说的。当时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餐桌上破口大骂，认为一些记者发回美国的都是不实报道。周恩来只是静静地听着，显然不把这当回事；随后他抬起身子，手托下巴，轻声细语地说了那句话。考虑到新闻传播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报端言说之表与里，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
　　比如从抗战初期公开发表的报端言论中，不少人都感到张季鸾及其主持的《大公报》是专为国人“打气”的主战派。反对悲观、鼓吹乐观，不但是张季鸾抗战宣传的基调，也是他抗战初期写文章时常爱用的词语，更是很多同时代人对他及其相关言论主张的观察和印象。那股乐观劲儿，甚至连好友吴宓都有些嫉妒。在时人眼里，这些抗战言论影响于国际，震惊于敌人，“足当数十万雄兵”，“诚所谓伯克掳厂炮，不若季鸾笔”。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中国军队一打胜仗，张季鸾和报社同仁就会紧紧抓住，极力宣扬。比如平型关和忻口之战得胜后，《大公报》就一再发表消息和短评，礼赞前方将士是军神，鼓舞人民继续抗击入侵。1938年春陆续获悉临沂之胜和台儿庄大捷等消息后，张季鸾更是异常兴奋，连续亲自撰写社评表示欢呼。他兴奋地写道：“临沂之胜，是抗战开始以来可以特书大书的一件事。”因为“八·一三事变”以来，南北战线的主要念头是坚守，是撑持。即由于火力悬殊，认为中国只能牺牲、只能拼命，而不易取胜。这些观念，现在被事实推翻了。张季鸾强调：这种中国抗战也可以取胜的认识，就是最大收获。
　　每逢战局不利（而且这种状况还挺多），张季鸾总会在《大公报》及时发表些鼓励性言论，坚定人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心。他一再明确讲：在今日情势下，“闻败勿馁”还不够，必须做到“闻败振奋”。无论前方后方，都得振作起来、兴奋起来，挽回目前的颓势。在他的影响下，报社同仁也反复强调：“在国家遭逢空前危难，大家皆失去定力的时候，我们若能给民族国家‘打一些气’，坚定信心，奋发努力，继续走上争取生存的大路，这工作是万分必要的。”
　　综观这一时期张季鸾的言论，其主旨无不在于纠正因迭次失败而导致的悲观心理，以坚定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诚如1938年7月，他在武汉对来访的张其昀所说：“最近所作文字，万变不离其宗者，曰‘抗战到底’四字。”阎宝航先生亦称，抗战爆发后，每当民族忧患、国人危惧之际，读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的言论，“辄国人兴奋镇定，而坚持（抗战）到底”。不特此也。张季鸾的抗战宣传，其效果亦足令敌奸胆寒。所以当时就有人评价称：当此危难之际，“先生镇定舆论之功为独多也”。
　　不过这些看似激昂的言论背后，也有难以明言的隐痛与苦衷。“八·一三”上海战起，张季鸾就预料战事恐怕不会很快结束。他和胡政之商量，决定筹备《大公报》汉口版，作为新的言论基地。事变后第4天也就是8月17日，他即同孔昭恺等在炮火声中，乘汽车离沪赴宁。先是取道徐州，继而路经开封，最后奔赴武汉。路过无锡时，张季鸾就已病倒，稍事休息后仍力疾而行。在徐州，他和胡宗南等青年将领晤面，了解到上海方面“打得很吃力”。胡部开去几个师，阵地上有时未见敌人影子，就遭到日军炮火的袭击，颇有伤亡。
　　到达开封后，因一路风尘仆仆，张季鸾的精神已大不如前。但仍不肯轻易放弃“言论报国”之责。某晚他和《大公报》驻开封记者等聊起时局。从河南的政情，谈到抗战的演变、交通的困难以及种种问题。有人安慰他：以先生的人事关系和半生经验，一切困难不难克服……张季鸾有些伤感，继而又坚决表示：“国家民族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不忍，亦不肯退出个人的岗位。”无论如何，也要支撑过这神圣抗战。
　　1937年底，同乡晚辈郑伯奇在武汉拜访张季鸾，得以比较全面地了解抗战情形。他还了解到张对战事有“严切的批评”，“那种词锋的锐利，在他的社评中是看不到的”。此足见因为了解事实甚多，而又不能轻易发表，张季鸾之公开言论和私下见地未必一致。报端言说之表与里的关系并非那么简单自明。可见，解读新闻不能光停留在文字表面，还须沉潜到更为宽广的社会历史深层。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2年9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