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刘宪阁
　　爱读武侠小说者大概都知道，梁羽生有部很有名的作品叫《七剑下天山》。七剑也者，非一人之名，而是七人合称。没想到一次在北京市档案馆查资料，竟发现还真有位叫“章七剑”的。馆藏目录中有个题为“关于文汇中学学生反对卖国条约捣毁卖国贼章七剑住宅”（1925年5月）的奇怪卷宗。当时很纳闷：这个被捣毁住宅的卖国贼“章七剑”是谁呢？整了半天才想明白，肯定是整理者弄错了：即把“士”当成了“七”，而“钊”的繁体字“釗”又确实很像“剑”。结果，“章士钊”就被想当然地弄成了“章七剑”。
　　幸而这位“章七剑”藏在档案馆内少人识，影响还不算很大。不过在一些媒体的公开表述上，像“章七剑”这种似是而非的情况则屡见不鲜，频频亮相。假李鬼碰到真李逵还好办，毕竟容易识别；遇到不熟悉情况的普通读者，恐怕就只能被这位“章七剑”牵着鼻子走了。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这种挑战和诱惑更大。尤其是微博，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一些纸质媒体和门户网站相继推出各种官方微博，甚至还搞些“历史上的今天”、“新闻史上的今天”之类的栏目来吸引读者乃至启迪民众。其用意或者说初衷甚好，可惜在实际过程中往往走样变形。特别是微博，虽然也有种种便捷，但因字数限制（新浪140字，网易163字），往往表达不清，易滋混淆甚至误会。
　　最近《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和中国新闻史学会合作，推出一个题为“新闻史上的今天”的栏目。该栏目每天会择要介绍当日在新闻史上曾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对很多读者来说，确有其价值；不过个别史事的选择和评述，则似可斟酌。典型者如9月1日关于新记《大公报》的介绍：“1926年9月1日，银行家吴鼎昌筹资五万，以一万元买下前一年11月停刊的《大公报》，成立新记《大公报》。他与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张季鸾、胡政之组成的‘三驾马车’将《大公报》带入了一个新时代”。老实说，这百余字的表述太不准确。比如吴鼎昌等出资买下《大公报》，其实早在当年9月1日之前（颜惠庆在7月份的一则日记中就记述说胡政之来访，告以购下《大公报》）。另组新记公司也是在此前后的事情。至于9月1日，不过是形式上的复刊日。再者，吴、胡、张三人只能说都在日本留学过，硬要称之为同学，有些牵强，且有违史实。
　　作为重要门户网站的新浪网，也有类似误传。9月6日，@新浪传媒在微博栏目“传媒史上的今天”介绍说：“1942年9月6日，中国著名新闻家、政论家张季鸾逝世。他曾担任孙中山秘书，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曾任职《民立报》、《新闻报》等多家报社。后任天津《大公报》主笔，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1942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身后有《季鸾文存》传世。”张季鸾发出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的说法，笔者在本刊系列专栏中曾辨明其非。至于其去世，应为1941年，而非1942年。很多人在评论转发时，竟没注意到其中的失误之处。此说最初源于1949年后去台的陈纪瀅给台北文化大学所写简介中的一则误记，以后他虽多次做过更正，但1942年之说还是流传甚广。
　　也是9月6日，@新浪文化在微博中介绍说：“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下笔切忌嬉笑怒骂，要出自公心与诚意。所以，我们做这个工作，报道事情不论大小，不求轰动，但愿事事能践行这一条，才算是配得上自己期望的世界。——张季鸾#1942年的今天，中国著名新闻家张季鸾逝世#”。如同前述，1942年实为误传。更重要的是，从大时代到期望的世界那段话，实非张季鸾所言，而是来自央视记者柴静的一段误传。2009年，柴静在某访谈中称这段话为胡政之所言；2011年夏天在其博客中则谓是张季鸾说的。其实后半段多少或有些影子，前半段则有些想当然，张、胡两人似未说过这样的意思。而且张季鸾在《大公报》早期的文风何尝不是嬉笑怒骂？典型者如骂蒋等名篇。
　　奈何笔者虽多次在微博上就此误传提醒大家，但是影响力和话语权毕竟不如柴女士。结果至今为止，柴女士的这段个人理解与表述，还是广为流传，而且一再被强套到张季鸾的头上。此虽小事，但亦可见，想对形形色色、似是而非的“章七剑”说再见，实非易事。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2年10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