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李曙明
　　10月9日，云南一家报纸的总编辑在微博中称，“作为一个出身福建的媒体人，从未感到如此的愤怒和耻辱”。之后，“@邓飞”、“@王克勤”等微博讲了让他“愤怒和耻辱”的缘由。原来，这家报纸当天打算推出《福建“表叔厅长”来了》一文，是有关福建省交通厅厅长戴5万元雷达镶钻手表，腰系1.5万元的爱马仕腰带一事。但却被“跨省撤稿”。
　　几条微博引得群情激奋，传统媒体也及时声援，《新京报》社论称：“简单而粗暴地对待舆论监督，跨省撤稿，不但不可能堵住世人的口目，反而欲盖弥彰，在公共舆论空间激起更大的波澜。”遗憾的是，除了微博上的信息，无论报社还是福建省交通厅以及厅长本人，都未就此做任何表态。
　　真相明晰之前，我感觉“简单而粗暴地对待舆论监督”的判断，似乎有些操之过急。
　　从总编辑的愤怒看，即使“开印前稿件被撤”是事实，撤稿也不是报社的主动行为，而是受到某种压力的结果。这种压力从何而来，我无从判断，但需要强调的是：有压力，并不说明压力一定不正当。撤稿是否正当，判断标准只有一个：这个稿件该不该撤？
　　《福建“表叔厅长”来了》的原文至今“未见天日”，但 “@邓飞”在微博中透露：“有人细看文章，说只是简单描述了福建省交通厅长穿戴比较豪华，全无必要毁掉这期报纸。”如果稿件真的“只是简单描述了福建省交通厅长穿戴比较豪华”，那么，这稿件要不要登、可不可撤，还真要细思量。
　　官员最好穿着朴素，但如果家庭条件允许、财产来源正当，一些人选择穿戴相对豪华一些，也未尝不可。“交通厅长穿戴比较豪华”，或是事实。但仅仅穿戴比较豪华，是合适的报道内容吗？有人或许会说：“他是官员，媒体有权监督。”监督当然没问题，但监督不是捕风捉影地怀疑，而是必须建立在一定事实基础上。穿戴比较豪华，和“有问题”相距太远。
　　也许又有人问：“周久耕、杨达才不都是栽在名表上吗？网友‘揪出’他们行，报道这个厅长怎么就不行？”关于这个问题，我说两点：第一，揪出周久耕、杨达才等贪官的结果固然令人欣慰，但这种模式对人的“误伤”也需要警惕；第二，至少目前，和网文相比，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可信度更高一些，影响也更大一些，因而传统媒体介入相关事件，应该更为慎重。事实上，在周久耕和杨达才的事件报道中，传统媒体也是在网络持续发酵，相关人员违法违纪迹象越来越清晰时才选择介入的。
　　如果被撤稿件内容仅限于网友爆料，那么，笔者以为，将其“原汁原味”拿到报纸上发表，是不够慎重的。既然刊登这篇稿子被一些人看做舆论监督，撤稿被认为是阻挠舆论监督，我就急切地想知道，稿子里面是否有采访被监督方的内容？给被监督方说话的机会，这可是舆论监督的基本原则之一。如果事实是没有这方面的内容，那么，是对方不接受采访还是压根儿就没找对方？如果答案不幸是后者，那么，这显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监督态度，甚至令人怀疑是在监督幌子下的哗众取宠。就冲这一点，被撤稿就不冤。
　　稿子到底写了什么、为什么会被撤稿，谁撤的稿，我相信这些不会永远是秘密。付出巨大劳动，成果却被某人一句话勾销，被撤稿的气愤和无奈，我有过体会，所以能理解同行的感情，但感情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到底是舆论监督还是“伪舆论监督”，在没看到稿子之前，我不想急着下结论。
　　
　　(作者为《检察日报》评论员）

　　来源：青年记者2012年1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