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王建珂
　　朱德泉先生在《青年记者》撰文《仅靠通稿是不行的》指出：长期以来，处理突发性事件、灾难事故的信息披露惯例是由有关部门发布新闻通稿。在互联网没有大规模普及应用之前，这种舆论控制方式屡试不爽，也由此造成很多舆论掌控者根深蒂固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但随着网络时代传播方式的急剧变化，“官方通稿”越来越受到“网民统统搞”的挑战，如果不能及时变化，通稿的信息发布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起到相反的效果。
　　笔者认同朱先生的看法。同时认为，由于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即使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一些地方过多的指令性通稿，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
　　通稿，是提供给各家新闻单位共用的稿件。这类稿件由来已久。在我国最常见的是新华社的通稿。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有“消息总汇”之称，每天发稿数量很大，权威性强，而且专业素质高，写作符合新闻要求。所以，尽管用还是不用、如何用，由媒体自己决定，新华社通稿仍然是媒体特别是平面媒体国内外新闻的主要来源。
　　官方通稿，笔者以为称指令性通稿更合适。指令性通稿是为了统一口径，指令媒体必须刊用，而且不能改动的通稿。在我国的新闻体制下，这类通稿在报道个别特别重大、高度敏感、需要保密的事件时，是需要的。中央授权新华社发的极少数要求各级媒体照用的通稿，就属此类。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存在滥用指令性通稿的情况。这样的通稿，常是突发事件、严重事故和比较重要的领导活动等报道，由主管部门撰写，指令当地各家媒体必须刊用，而不能另作报道。滥用通稿，往往会产生多种负面作用。
　　有些指令性通稿成了封锁消息的工具。除了朱先生提到的蓟县大火的报道外，《检察日报》还曾披露，营口市辽河大桥垮塌之后，当地官员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如临大敌，现场遭警方封锁，即使那些被允许进入现场的本地记者，也都接到了“只能采用新闻通稿，不得擅改一字”的通知。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种“鸵鸟政策”，只会导致信息混乱，引起公众不满，影响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蓟县和营口的教训值得记取。
　　有些指令性通稿起到了地方保护的作用。新闻是提供信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必须全面、真实、客观、公正。媒体要从全局出发，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的意愿。而某些地方部门的通稿，往往注意的是如何传达自己的观点、态度，从地区和小团体利益出发，影响了报道的客观公正，有时甚至掩盖真相、歪曲事实。一些舆论监督的报道，也因此被封杀。
　　由主管部门撰写的某些指令性通稿，由于作者不熟悉新闻规律，惯于按照一定的格式写新闻，把真正有新闻价值的内容淹没在名单、一般化的讲话、迎来送往的过程中了。再加文字枯燥、刻板，让人生厌。某地今年国庆电影招待会的报道，电子媒介和纸媒都用同一通稿，文中有一段“文革”及稍后几年常有的套话：与会者回顾什么，畅谈什么，决心如何，一看就是作者照抄以前的报道。这样的稿件能有什么吸引力？
　　指令性通稿过多，会造成多报一面，抹杀不同媒体的特色。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定位，记者会选取适合自己媒体的角度，写得有声有色，独具风格。多种媒体在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百花齐放，可以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有助于取长补短，使传播更加丰富多彩。
　　不适宜的指令性通稿，还会影响媒体和记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精神。前几年退下来的李岚清同志，以音乐爱好者身份到各地大学讲音乐知识。有一个地方只许用通稿，把一条丰富生动的文化新闻，写成枯燥的政治新闻，而且违反了退下来的同志参与政治活动的规定。受到读者批评后，记者感到冤枉，因为他本来写的就是生动的文化新闻，但最后他的稿子遭枪毙，刊用了通稿。一些稿件由政府部门包下来，记者的任务就是取回现成的通稿直接上版面，那样只会培养一批无能的懒记者。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仍然有这么多不合时宜的指令性通稿，其原因是复杂的。毋庸讳言，某些地方部门新闻执政能力欠缺、媒介素养不高，不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是重要的原因。媒体也并非无一点责任。媒体人是专业人员，发现问题应该按照程序提出意见，这不是违反纪律，而是责任意识和职业精神的表现。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系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2年11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