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刘宪阁
　　闻听我从历史学转入新闻传播领域，朋友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或许有望改善拮据的经济状况，对养家糊口不无小补；忧的是在新闻学科里，能干点啥？继续做新闻史？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咋还搞那些东西，既与现实渺不相涉，又对学生将来进入媒体工作没啥用……这些想法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新闻史研究未尝不可以很有用（唯兹事体大，以后再细说），尤不乏现实关怀。
　　不妨先从治近代史的名家雷颐说起。2010年初的北京书展上，他“看上”的第一本书是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这本书表面上看是一本服饰史的著作，内里关注的其实是服饰礼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两千多年来，中国是世上少有的以对穿着的规定来体现人的高低贵贱，并将服饰的等级化发展到无以复加程度的国家。通过梳理六冕礼制的变迁，北大历史学教授阎步克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在雷颐的印象里，“阎步克属于做学问非常扎实、沉潜的那种学者，较少关注思想问题、现实问题，而这本书可能比较多地在学术中渗透了思想”。雷颐说，“这是他乐于看到的”，同时也“期待更多有思想的学术著作”。
　　无独有偶。笔者当年读博时常和导师杨奎松教授见面。某次他谈起调入北大之初曾应邀进行学术演讲，其中也注意过并谈起了阎步克。在那次演讲中，杨老师说在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中，都有很好的例子可以表现出历史学家如何表现其现实关怀，“比如我们读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就不难了解到作者的现实关怀之所在。我们读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更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作者尝试总结历史教训的良苦用心。任何一种历史研究的成果，如果仅仅满足于过程叙述和细节的探讨，而缺少了作者本身眼光独到的深邃思考与现实关怀，无论如何都不会把读者吸引到自己一边来”。
　　在演讲中杨老师还谈道：“现实关怀也是历史作品思想性的源泉。”并谓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可以有思想性，也可以没有思想性”。具体史实的考证，是揭示历史真相的工具，就像考古的野外发掘工作，做得好，就有价值。但是，“历史研究并不都是具体的史实考据”。杨老师引用了1949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在波士顿年会上的讲话，来谈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这段话的意义在于讲明了每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换言之，每一个历史学家其实都有为社会服务的条件和机会，问题在于你是否真能立足于现实，有充当社会良心的强烈责任感。因为只有当你与众多普通人一样能够深切地感受这个社会的危机和问题时，也只有当你相信作为知识分子理应充当社会良心的艰巨角色时，你才可能成为被现世所重视的有所思想、有所创造的人。这也正是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所题纪念碑碑文中特别要写下这样一段话的原因，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阎步克老师可以说是老北大人，又是搞古代史的。那个时候，他和刚调入北大不久、又是搞现代史的杨奎松老师并不熟。但是听说这段演讲后，他还是送书给杨老师来指正。因为他觉得杨老师读懂了他的研究和用心，所以此后每出书，必送。这也是一段学界逸事吧。但更耐人寻味的，是雷、杨两先生不约而同地从阎先生的研究中注意到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或者说学术与思想的关系。
　　一般的史学研究如此，新闻史研究又何尝不然，岂能仅仅满足于对史料的开掘和事实的勾勒？当然这些东西亦很重要，但也只是整体研究框架中的一个必要步骤与环节。更重要的是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剖析和解读，尤其是通过研习新闻史，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实。唯其如此，才有可能研写出有思想、有深度、有品位的新闻史。而个中关键，则在于研究者有无现实关怀，以及何种现实关怀。阎步克等诸先生的启示，亦正在此。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