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朱德泉
　　元旦假期，读了两本关于互联网的书，一本是《数字眩晕——网络是有史以来最骇人听闻的间谍机》，作者安德鲁·基恩，是硅谷最早的创业者之一。作为美国主流媒体公认的“反思互联网第一人”，他在这本书里对当下最火爆的社交媒体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梳理，指出任由技术泛滥将对人类价值观、经济与创造力造成严重伤害。另一本是《过度互联——互联网的奇迹与威胁》，作者威廉姆·戴维德，是美国著名高科技风险投资家，曾任英特尔负责微处理机芯片设计的高级副总裁。但他笔下的过度互联，不是指技术的泛滥，而是阐述当一个系统内外联系急剧增加时，系统或部分系统难以适应这种增加而产生难以控制的后果。过度互联会引发严重灾难，甚至会将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国家推向破产的边缘。
　　网络能让名人“公众化”，也能让公众“名人化”。社交网络中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暴露自己。安德鲁·基恩将福柯的“知名度是个陷阱”进而引申为“超级知名度是个超级陷阱”，指出网络时代是“充斥着无休止病毒性骚动以及实时社会流行病的时代”。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发现，新增离婚案中有20%源于微博上的不恰当对话。
　　而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互联网是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间谍机器！因为有这么多人居然愿意公开他们的信息，甚至随时更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而这些数据，全都存放在美国境内，随时供美国情报机构获取。
　　如果我们觉得这多少有些危言耸听的话，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在享受社交狂欢的时候，我们信任的那些网站、社交平台，也在收集我们的个人数据，并随时准备将这些数据捆绑出售。因为他们基本上不可能太过谨慎地对待隐私，用户是他们唯一可以出售的资产。
　　很多人热衷于自己拥有多少粉丝，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智力，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粉丝数量，甚至不惜花钱买“僵尸粉”来装点自己的虚拟门面，有着数以万计的素未谋面也绝不会谋面的“朋友”，却与街坊四邻完全脱离、从不来往。一个人一生中的朋友数目实际上有个最大限值，研究发现，我们只能记住150个个体，或者说只能了解150个人的群体关系。这才是我们最理想的社交圈规模。通过互联网，我们培养出千里之外的信任以及近在咫尺的不信任。这实在太诡异了。人们一方面借助互联网，将最隐秘的事彻底地展示在公众之前；另一方面，尊重、爱、友谊与信任，又成为社会最稀少以及最珍贵的财富。全球超级节点与其无数见面不相识的网友之间呈现眩晕关系——愈来愈眩的数字眩晕！
　　智能互联网时代，超越个体经验、感受而存在的行业、组织，有足够的功力和定力去知网、用网，才不会被社交媒体的“吸星大法”废掉武功。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报纸产业正饱受新兴媒体的冲击。
　　威廉姆·戴维德把互联程度分为四种状态：互联不足状态，这一状态从古一直延续至20世纪；互联状态，当环境逐渐发生变化时，企业、经济制度以及政府有充足的时间调整、保持相同的步调；高度互联状态，能够保证一切系统顺利运转，20世纪末的硅谷以及21世纪初的芝加哥，是真正凭借高度互联而繁荣的经济区域；过度互联状态，各种系统发生剧烈变化，以至于其赖以维持的环境难以应付。
　　他认为报纸产业在告别互联状态后很不幸跳过了高度互联状态直接进入过度互联状态。正是过度互联之下报业迷失了发展方向。
　　现实中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报纸网络化倾向越发严重，热衷办网，很多编辑记者陷入数字眩晕，积极开设自己的微博并投入大量精力互动、分享，另一方面如何与读者互动却知易行难；一方面网上的一些本无价值但符合互联网无聊文化特质的东西被拿到报纸上盲目渲染呈过度互联之势，另一方面在转变经营发展方式上又存在互联不足状态，依然在走“拼版面、卖广告”的老路。而传统报业数字化转型最行之有效的路径，正是吸收互联网用户数据营销的精髓为传统报业所用，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尽快盘活读者发行的数据资源，通过分析用户需求为其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品推送，丰富、拓展盈利模式。在这一点上，报纸产业的区域读者密集覆盖率和公信力都大大强于网络。而其组织变革的成本也是最小的。
　　运用新技术、新应用营销报纸的影响力，使其成为报业经济发展的倍增器、管理创新的助推器，未尝不是一个既坚定报业发展不动摇又与网共进的突破口。
　　
　　（作者为大众网总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1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