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陆高峰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出台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有一条直接针对新闻报道，有三条密切或间接涉及改进新闻报道文风和作风。这在历史上和新闻出版史上都是少有的。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我们新闻报道的一些做法，不仅普通百姓未必满意，就是中央领导也认为有必要加以改进了。
　　“八项规定”出台后，新闻出版部门闻风而动。有的党报开始在头版刊发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稿件，有的地方党报专门开辟了改进作风的专栏，一些新闻报道形式变得更加简短务实了。这都是改进新闻报道作风和文风的好迹象。
　　我国新闻史上，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1942年3月，中宣部还发出了党报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当时的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也进行了改版，发表了改版社论《致读者》。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更是对八股文风作了深刻批判，总结了党八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八条罪状。随后又在1946年开展了“反客里空”运动。1948年，刘少奇又发表了《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都对改进新闻作风、文风提出了深刻的要求。解放后，在1956年和1979年及之后又多次进行了新闻方面的改革。2002年以后还开展了文化体制和新闻出版体制方面的改革。但是，新闻报道的文风和作风转变仍然离群众满意和领导满意有很大差距。为什么一次次的改革和改进都没有取得预期成效，甚至出现了较大的反复和倒退，这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究。
　　是我们没有良好文风和作风的传统吗？非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并不缺文风和作风的正面典型。历史上的史官尊重事实，不畏强暴、不惜牺牲生命秉笔直书的精神，令我们钦佩。《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崔杼杀死了齐庄公。齐国史官如实记载说：“崔杼杀了他的国君。”崔武子杀死了这位史官。史官的弟弟仍然接着这样写，因而死了两个人。史官还有一个弟弟又这样写，崔武子就不得不作罢。还有一位南史氏，听说齐国太史都死了，带着竹简前往齐国打算如实记载，在半路上听说崔杼弑君的史实已经记载了，才回来。如果把史官看作是当时的“记者”的话，这种职业精神和职业作风可谓可歌可泣。
　　人们常把今天的新闻看作明天的历史。换句话说，古代的历史也可看作当时的新闻。而且古时的“新闻报道”也不乏联系群众的作风。《左传》就曾记载有王官采诗之说。《孔丛子·巡狩篇》载：“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中记载，周朝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闲时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汇集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当时的采诗官被称为“行人”，如果换个角度理解，这些采诗官算是当时的官方记者。至于“批评报道”，在历史上也不是稀罕事。如《春秋》记载的，崔杼弑其君、赵盾弑其君、许世子止弑其君，都可以算是“批评报道”。在《诗经》中，除了带有歌颂色彩的正声雅乐，也有很多批评性的反映民生疾苦的民间歌谣。
　　既然我国历史上并不缺少尊重事实、联系群众、不畏强暴、敢于批评等诸多令人称道的文风和作风，现实中也不缺乏改进文风作风的制度和领导的重视，为什么还要反复地为一个几乎人人都称道的事情而多次推动和角力呢？根本原因在于转变文风和作风有一个强大的逆动力，这个逆动力在宏观上表现为大的环境，在微观上是一些个人和局部的利益，这些既得利益者或者不愿意因此而触及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不愿意看到自己成为转变文风和作风的牺牲品。这些转变文风和作风的逆动力如果不消除，转变文风和作风就难以取得实效，甚至还会出现反复。
　　
　　（作者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江苏省政府网站主管）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1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