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高明勇
　　春节前后，不少媒体都会推出“记者还乡”栏目，刊发记者返乡之旅的“新闻发现”。
　　从业十年，我写过不少“记者还乡”稿件，有关于购票难的，有关于村民致富的，印象最深的还是2012年在《新京报》刊发的“记者还乡”稿件。
　　最终呈现的作品有两篇，一篇是2012年1月30日发表的《故乡的“移民村”》，是我利用春节回家探亲的时间写的；一篇是2012年2月10日发表的《期盼故乡向高处跋涉》，是我对学者熊培云的深度访谈，主要围绕《新京报》刊发的近四十篇“记者还乡”稿件而谈。
　　当时，报社对“记者还乡”的定位是：利用记者回乡过元旦、春节之际，通过亲身感受、采访和观察，以白描、叙事的方式，记录故乡之变，以“点”透视中国发展图景和细节。
　　《故乡的“移民村”》刊发后，反响不错，不少读者也与我进行了交流，感触颇深。借用我对熊培云访谈中的一句话：“记者回到故乡，可以记录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客观上也会号召更多的人，去记录自己的故乡。”
　　那么，记者提着笔杆子返乡，该如何记录？
　　作为记者，我一直在避免个人生活与公共报道的交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存在利益关系，需要回避。尽管技术上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心中总难迈过这道坎。我对迈过这道坎的技术操作有些思考，认为需要处理好三组关系。
　　◆“零情感”与“深情感”
　　从事新闻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在采写过程中坚持“零情感”，以超然的姿态进入新闻现场，感情藏在笔端后。然而，“记者还乡”栏目决定了，新闻现场就是故乡，新闻人物就是亲人，而如果要求一个记者面对故乡无动于衷，面对亲人毫无感情，既有违情理，也不现实。
　　这就需要妥善处理零情感与深情感的关系。在《故乡的“移民村”》一文中，第一部分是写因南水北调工程“移民”到故乡的新南蛮子营村，以及即将在家门口“移民”到社区的乔楼村，主要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第二部分是关于村庄移民的父子对话，反映出村民对待移民的本真观点。
　　就个人情感来说，我并不希望生活过的村庄被“移民”，那样，可能真正成为“无根之人”。但是，我无法影响当地政府的选择，也无法左右村民的选择。我能做的，就是在新闻层面记录事实，在观点层面“让他们说话”，而不是替他们表达。
　　◆“熟悉感”与“陌生感”
　　现在中国最为活跃的报纸是都市类报纸，而都市类报纸中最为活跃的采编人员基本都是青年人。他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高中毕业后离开故乡，异地求学，然后异地就业，异地定居，因工作特殊，虽与故乡联系千丝万缕，却很少能在家乡住上一阵子，对生活了十几年的故乡，存在不可避免的陌生感。
　　处理“熟悉感”与“陌生感”的关系，体现在“记者还乡”新闻的文本上，就是记者笔下的“变化”与“不变”。
　　◆“现场感”与“距离感”
　　回到故乡这熟悉之地，乡音寒暄，鸡鸣狗叫，都足以打开记者的记忆之匣。这时，记者看待故乡，更多的是用放大镜，乃至显微镜去打量故乡的一草一木，河流沟坎。这些折射到笔下，就是扑面而来的极具现场感的新闻细节。
　　《新京报》“记者还乡”栏目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杜绝痛骂和单纯的负面，提出问题是为了分析和解决问题，希望导向和立意要有社会价值，要有建设性。‘问题’可以通过他们的‘愿望’来体现，要有针对性的建议。”
　　所以，仅有“现场感”还不够，还需要一定的“距离感”，要带着望远镜，带着“问题意识”，做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我当时回到故乡，发现可以写的话题很多，习俗变迁，宗族演变，文化凋零，皆可入笔端。然而，村民最为关注的是“移民”，而之前不少省份也在大张旗鼓地推动“农民上楼”运动，将这作为城镇化的一部分，而“南水北调”工程也是这个时代的重大工程之一。
　　将故乡放在当前社会的大背景下，会发现尽管故乡远离新闻热点，但也是新闻热点的一个标本。
　　
　　（作者为《新京报》评论员）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2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