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刘宪阁
　　最近，笔者夜读有关邹韬奋办报办刊经历的著述，颇有所感，尤其是他讲到的一些“新闻背后的新闻”，更令人深思。
　　笔者对于这位进步新闻人的印象，主要来自他接办的《生活》周刊。短短几年间，一个发行仅2800份(而且主要是赠送)、中华职教社主办的侧重个人修养的小刊物，就发展成为发行15万份、影响极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刊物。这是怎么办到的？邹韬奋在《经历》中有很精彩的叙述。种种努力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把材料搜得之后，要用很畅达简洁而隽永的文笔译述出来”。基于这一理念，每期的“小言论”虽仅数百字，却是“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确实，要吸引读者，不但内容得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尤其“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两三万字的作品”。这是邹韬奋的经验之谈。由此再看现在报端的一些文字，办刊水平高下立见。
　　《经历》中也谈到很多新闻背后的新闻。比如香港的新闻检查，虽则在邹韬奋这样“主张言论自由的人们……总觉得是一件无法欢迎的东西”，但也有其饶有趣味的别致情形。香港原来没有新闻检查处，1925年海员大罢工之后“惊于舆论作用的伟大，害怕得很”，才开始实行，“虽明知和英国人所自诩的‘法治’精神不合，也顾不得许多”。据观察，香港新闻检查处有几种文字肯定不让通过，比如关于劳工问题尤其是提倡劳工运动的文字。另外也不许用“帝国主义”，各报为此总写作“××主义”；不过读者看得惯了，也就心领神会，知道这“××”是什么。香港不但检查新闻，言论也同样要受检查。有些报纸的社论在送检时被完全抽掉，因为夜里太晚了，主笔先生也走了，没有可以备用的文章赶去送检，第二天社论的位置便是一大片空白，完全开着天窗。而且不论新闻检查处删除得怎样没有道理，都无法和他们争辩，都无法挽回。当然，有时因为检查员没有看懂，个别语句也可以溜过去。据说某报有次用了个“布尔乔亚”（Bourgeoisie，“资产阶级”的音译），检查员看不懂，立刻打电话给那个报馆的主笔，查问这究竟是个什么家伙，答说“有钱的人”，有钱的人应该是大家敬重的，于是便被通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保证《生活日报》的顺利出版，邹韬奋言论措辞亦非常注意：“其实我所要说的意思还是被我说了出来，不过写的技术更巧妙些罢了。”
　　至于国民党的新闻检查，邹韬奋也有所体会乃至抗争。特别是其未完成的遗作《患难余生记》中，还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儿。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的机关报比较好办，大骂共产党一顿之后，再扣上“汉奸”的帽子。重庆其他中间派的日报却不能这样简单，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又难说老实话，索性好几天在社论里一字不提。但还是躲不过去。国民党的检查员急了，把各报的主笔分别请来详加劝导，“指示他们这篇文章应该这样这样做，那样那样说，大有以国文教师自任之概”。主笔回去后有的勉强敷衍一篇，第二天又被请去，指出说得不够，甚至和原来的指示不符，希望再来一下。有的主笔只好哭丧着脸勉强再来一下，倔强些的则置之不理，受到严重警告。有的主笔再挨过几天，被电话催得没办法，就来一篇不痛不痒的短评，登在报的末端，“这当然大动了指示者的肝火，叫去大骂一顿，说叫你做长篇社论，指示得那样详细，你却做了一篇三言两语登在使人寻不着的尾巴上!再不识抬举，那只有关门大吉!”有家报纸请老成持重的黄炎培写一篇，黄先生很费苦心写了一篇顾全大局又给国民党面子的大作，可他文章里说的几句公道话却被检查员删得一干二净。总之，那两三个星期的重庆新闻界可谓在风雨飘摇之中，新闻界的朋友见面后总是摇头叹息，把这件“新闻背后的新闻”当做谈资。
　　可惜《患难余生记》只写了五万多字，即因邹韬奋病逝而未完成。否则以其丰富的报海见闻，这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可能还会披露更多国民党文化统治的内幕。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2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