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高明勇
　　2月1日，参加完新京报2012年度新闻报道颁奖典礼后，@陈昌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发了一条微博：
　　@陈昌凤：看过这个版面，就再也不会忘记。今天，它获得新京报2012年度报道金奖之评论编辑金奖。祝贺@高明勇！之前他写的关于准生证办证难（曾刊于纽约时报中文网，获得广泛关注，并引发一轮报道热潮、带动制度的修订）
　　这条微博当天被转发了208次，被评论32次。陈昌凤教授的这条微博，有两个核心信息，一个是说我推动“劳动教养改革”的职务行为，一个是说我推动“取消准生证”的个人行为。前者获得了“新京报2012年度报道金奖之评论编辑金奖”，后者如陈昌凤老师所言，“获得广泛关注，并引发一轮报道热潮、带动制度的修订”。
　　相对而言，如果说2012年的劳动教养已成为一系列公共事件的话，那么，我个人办理准生证遭遇“办证难”的经历，只能算是一起“私人事件”。
　　这个“私人事件”的大致发展经过是，2012年8月，我在“手续合法，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历经数月却无法给未出生的孩子办理一张“准生证”。后来，据此经历，我撰写了一篇《被“批准出生”的孩子》，发表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引起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关注，及之后关于流动人口准生证办理政策的调整，和围绕准生证的舆论关注热潮。
　　起因是一起“私人事件”，既然是“私人事件”，如何通过个人的记录与表达，影响公共舆论场？这就涉及到私人事件的公共表达问题。
　　关于私人事件的公共表达，可能有很多种方法和原则，但是我认为至少有“三不三提倡”，需要注意：
　　1.不针对个人，提倡问题意识
　　在写《被“批准出生”的孩子》的时候，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我：这起私人事件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究竟是个人之惑，还是群体之惑？究竟是操作层面的问题还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如果是个人问题，就很好解决，如果是群体之惑，就要有“问题意识”，设法推动问题解决，而非单纯表达愤慨。
　　因此，我有意将文章中出现的一些地名以字母“X”、“Y”代替，想法有二：一，就我个人而言，作为媒体人，并不想成为新闻的主角，不想让过多的个人生活进入到公共舆论场；二，更主要的是，我的遭遇虽然很让人愤怒，可是问题更多是在制度层面，尽管当事的计生人员存在渎职的行为，也是与制度的设计有关，所以，过多涉及具体的地点和人员，容易转移目标，冲淡问题的实质。
　　2.不乱贴标签，提倡理性精神
　　现今社会上的公共表达与公共辩论，饱受诟病，一个典型表现就是“贴标签”。一方面，“贴标签”确实很容易为问题简单定性，为辩论方的判断和表达提供力量；另一方面，“贴标签”的方法，容易遮蔽真问题，在舆论场里空对空，无的放矢，甚至转化为“网下约架”。
　　如学者刘瑜所说，当辩论陷入贴标签的逻辑，标签战就彻底沦为骂街战，公共领域将从海德公园演变为一个脱衣舞池，下限低的争论者也许会赢，但争论本身却一败涂地。我们常常抱怨来自权力的打压伤害公共理性，但是伤害公共理性的何止是权力。言外之意，就是捍卫公共理性，每个公民都责无旁贷。
　　所以，在撰写“取消准生证”的系列文章时，我一直在警惕“贴标签”，恪守公共理性的原则。
　　3.不煽动情绪，提倡责任自觉
　　因为，虽然是“私人事件”的记录与表达，如果笔锋饱含情绪，一经发表，读者可能有类似经历，会因此激起怒火，读者可能是具体的管理者，会因此增加反弹力度，加上计生问题长期以来的“敏感”待遇，很容易让人混淆问题的本质，不了了之。反之，常怀一份责任自觉，则有助于对真问题的关注与探讨。
　　所以，哪怕是“私人事件”，哪怕是自认为真理在手，也不能让恶俗之语四处开花，不能让暴戾之气横行网络，这些或许能赚来粉丝与关注，赢得鲜花与掌声，却可能在客观上破坏了一个可以理性探讨问题的氛围。
　　
　　（作者为《新京报》评论员）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3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