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高峰

　　传媒人被视为社会环境的监视者，社会航行之船上的“瞭望者”，政府的监督者，公众利益的“看门狗”。在传媒人为各种社会问题激昂文字，为众多公众利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弱势群体的人格、命运和尊严而奔走呼号，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安全和利益，甚至健康和生命的时候，我们却很少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

　　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尽管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和反馈构成了传播的整个流程，但是，传播学的学者们对这些流程的研究并没有平均用力，他们热衷于研究传播内容、渠道、受众和反馈效果的课题，而涉及传播者研究的学者相对较少。如果把整个新闻传播学研究看作是一只“木桶”的话，那么，传播者研究不仅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来说是一个“短板”，而且从整个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来看，似乎也不符合知己知彼的规律。毕竟我们不能只研究传播的“对手”，只研究受众、传播内容、媒体和传播效果，却不关注我们自身，不关注那些决定传播效果、传播内容和对受众产生直接影响的传播者自身。这应该算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传媒业是一个智力密集型的高创造性产业。传媒人作为传媒业的第一资源，是形成传媒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同时，传媒人是一个既关系到传媒业做大做强，又关系到国家舆论与文化安全等问题的特殊群体。其从业生态的好坏，对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随着传媒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的引入在给传媒业带来活力的同时，也给传媒人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冲击。传媒人从业生态开始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利用生态修复理论从整体、系统、互动、和谐、可持续发展等角度进行系统研究。特别是近年深入开展的转企改制工作，使我国的近万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使新闻传媒人的工作、生活和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传媒人的职业身份会发生从事业单位到企业的根本性改变，“铁饭碗”、终身制、事业单位的职业荣耀等将被彻底打破，这势必给传媒人带来一系列影响。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影响传媒人的身心健康，影响他们创造力的发挥，而且会影响到传媒业的做大做强和长远发展。

　　要解决广大传媒人身份转型、从业生态急剧转变后可能出现的心理失落、身份认同落差与利益冲突等现实问题，进一步提高传媒人的人力资源效能、创造创新能力，增强传媒业的传播力与整体实力，使传媒业在体制改革、转企改制后能够按照改革的初衷，释放出更大的活力与效力，就有必要对体制改革后的传媒人从业生态、传媒业的人力资源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以便未雨绸缪，及早拿出对策。

　　目前，对我国传媒人从业生态进行研究的成果十分稀少；而对转企改制后我国传媒人从业生态的整体情况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从以往研究来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鲜有人对包括报纸、期刊、广播、电视和新媒体等的传媒人进行过综合性的、较为系统的全国性抽样调查；对当前转企改制后，我国传媒人现状及其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全国性的整体调查研究，近年亦是无人涉足。以至于国人对当前国内传媒人的总体人力资源和从业生态状况、传媒人的精神与物质需求、心理生理健康状况、职业满意度和忠诚度、从业人员的创造力和传播力等最基本的人力资源和从业生态要素，还缺少准确定量的了解，而这对优化我国传媒人从业生态、提升我国传媒人的传播能力和人力资源效能、建设文化强国和促进新闻人自身发展来说，都十分不利。

　　（作者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江苏省政府网站主管）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4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