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宪阁

　　有关1949年以后的中国新闻史，最早开始酝酿动笔和写作的，很可能是列入“当代中国丛书”的《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该书从1982年起开始酝酿和编写，而最终出版已是1997年。起初很多人并不了解丛书的编辑背景，认为不太重要，也未予重视。比如参加其中新华社这部分书稿编写的徐熊，到1983年春才获悉此事“很重要”。

　　“当代中国丛书”新闻卷的主编为时任中宣部新闻局长的钟沛璋，编委包括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方言等，起初只有六七人。徐熊亦常列席编委会。某次传达说，“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要求1984年先出12卷，其中就有新闻卷。因为编委会认为新闻界都是“笔杆子”，又是抓新闻的，写稿“来得快”。于是加快编写。比如新华社这一章很快成立了由六人组成的编写组，还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和电话。其间多次召集离职和在职的副社长及各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还一再请社长穆青就编写此章发表意见。没承想1984年写出部分初稿后，很快陷入停顿，且一停就是三年。一是没钱，二是人力不足；当然，与时局变化也不无关系。毕竟，新闻工作的“敏感性”特别强。

　　1987年10月17日，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关于加快当代中国丛书新闻卷编写工作的通知》，决定成立编写指导小组，负责研究确定全书的编写指导思想，并议定一些重要的问题，审定重点书稿。当时预定为11编34章，大约50万字。编写工作的指导思想为：主要写历史事实，忠实于历史，原原本本地写，既不掩盖歪曲，也不夸张粉饰。对某些一时还难分清的是非问题，可以只写事实，不作结论。“要以写成就为主，以写成功的经验为主，以写自己独具的特色为主。对坏的、落后的东西也要坚决否定，但宜粗不宜细。”

　　当时还研究讨论了编写大纲。到1988年12月已改成第七稿，此后又多次修改。不过因政治形势的变化，新闻卷的出版时间一推再推。原定资料收集工作之截止日期，也先变到1987年底，再改为1988年底，又改为1992年底……在大纲第五稿中，“报纸”原本分作两编，后来在某次编辑部扩大会议上，又扩充为上中下三编，并把全卷由原定的45万字（未计图片）一册，改为约85万字、200多幅图片（另有大量插图），上下两册。其后又经过多次讨论，确定把“新闻改革”这一编三章去掉。

　　“当代中国丛书”新闻卷在编写过程中共聘请了百余位撰稿人，着手各章节的编撰工作。编辑部逐篇与撰稿人共同研究讨论，然后由撰稿人根据讨论意见改写第二稿；有些写了第三、第四、第五稿。可以说没有一篇稿子是没有经过修改一蹴而就的。修改稿来后，打印成“供编委会审议稿”。编辑部每个成员分工审改后，正式成为“编委会审议稿”。

　　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的组织下，经全国新闻界共同努力，新闻卷各编、章、节稿件到1990年7月基本汇齐。此时“难题”主要有二，即第一编《总论》和第二编第二章《人民日报》。《总论》要写全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过程和主要成就：“既要有横断面，又要反映事业的各方面，还要写上新闻政策、新闻制度、新闻事业体制和管理、新闻自身的传统和规律等”。为此，编辑部与撰稿人前后讨论多次，并于1990年7月首先上报送审。直到1991年12月13日，新闻卷编写指导小组在中宣部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总论》和新闻卷工作事宜。组长吴冷西在讲话中称，已与“当代中国丛书”的主编邓力群商定，《总论》需重写，并提出三点意见。会上成立了改写小组。重写稿原定1992年5月完成，后来拖到10月份。直到1993年春，修改稿还在一位审稿人手中。至于《人民日报》这部分，由于它在全国地位重要、影响大，对编写工作的要求较高。写起来难度也大，光撰稿者就数易其人，稿件返工多次。直到1993年3月，修改稿尚未到编辑部同志手中。

　　1997年初，在数易其稿、屡经波折后，《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终于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共计100余万字，有彩色照片160余幅，插图60余幅。2009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又和祖国出版社合作重印了“当代中国丛书”的精装版，其中也包括这本，但无修订。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