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 翔

　　在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城市文化建设不能止于城市的文化，而要强调城市作为一种文化的媒介和文明基因的承载，加强中国城市文化在全球文化体系中的主导性和话语权。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世界的城市文化格局中，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较之以往拥有了更发达的文化创意产业、更现代化的媒介传播体系、更健全的文化服务水平、更完善的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但居于主导地位的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城市化应该具有多种地方性的面貌和本土化的差异路径，城市文化也应是文化多样性的典型诉求，但是关于城市文化和城市文明的话语仍然被西方具有霸权性的城市所主导。例如，中国近年来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实际上处于美英等城市现代性模式的统摄之下，动辄大拆大建，各个城市的文化景观、文化规划和发展模式往往雷同，出现了众多研究者所批判的“千城一面”和“城市本土性沦丧”等现象。

　　这些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于政府在城市文化建设中主观意识的不足，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在西方强大的“城市文化霸权”下被“后殖民”的现象和文化“逆差”态势，城市文化的发展成为西方文化霸权扩张的表现和依附，而不是成为中国本身有力、有效的文化表达。国内许多城市纷纷提出“文化立市”、建设文化大都市之类的口号，然而城市中文化产业、文化传播、文化服务等方面的繁荣，并不能直接换来在全球文化竞争中真正具有强大文化软实力的城市，城市的文化繁荣可能以输掉城市文化战略为代价。

　　从全球文化体系来看，城市已经成为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扩张的一个重要的潜在维度，它推动着“城市帝国主义”的现象和机制，也构建着西方文化霸权居于主导地位的全球城市文化秩序。在这种城市文化格局中，实际引领着城市价值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纽约、伦敦、巴黎、罗马、巴塞罗那等城市不仅成为“神话”性的城市符号，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文化建设中的范本和标尺。而本土性的城市文化则有被这些世界文化中心城市所边缘化、奇观化的风险，被作为一种“异域”的独特风貌和体验，而不是成为自身城市文化的尺度。例如作为著名历史文化名城的伊斯坦布尔，在全球城市文化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和影响力落后于纽约等新兴现代都市。这其中潜藏的问题不是“怎样的”城市文化，而是“谁的”城市文化以及城市文化的“尺度”问题。

　　“创意城市”、“时尚之都”等西方意象主导着对于全球城市文化的想象和判断，也树立着全球城市文化体系的秩序和格局，这也进一步牵涉到世界体系中的“文化霸权”分配。打破全球化、现代化语境下过于强大的西方中心城市霸权及其“非领土化”城市扩张，成为中国特色文化强国建设中城市战略的应有之义和必要路径。

　　在“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已经提出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等理念，而“世界城市”（World City）视域下的文化中心城市建设也成为我国不少大都市的追求和发展目标。但是，全球城市文化新秩序的构建依然没有成为新的历史阶段中的一种自觉。在此语境下，有必要突出构建全球城市文化新秩序在我国国家文化战略中的地位和迫切意义。城市本身不仅仅是所谓“文化的容器”更是文化的媒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强大不仅需要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城市文化，也需要强大而发达的城市文明，并通过“城市媒介”作为中国文化价值的传播载体。

　　在城市多样性的全球化语境中，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发达的文化资本并不是最为关键的，世界文化中心城市不仅具有发达的文化，也是对于文化和价值的一种界定、一种传播，它诠释着怎样的城市才能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占有文化的领导权。在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在全国大力倡言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新背景下，我们真正缺乏的已经不是城市的“文化自觉”，而是文化的“城市自觉”。把城市文化建设上升为全球城市体系及其城市文化新秩序构建，才是中国大国崛起和文化软实力传播中更为艰难和更具有未来意义的抉择和挑战。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首都网络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5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