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做记者时，我喜欢写“记者手记”，后来做编辑，又鼓励记者写“记者手记”。主要原因就是“记者手记”这个特殊的体裁，能记录下新闻背后的采访逻辑。

　　2008年5月，《新京报·评论周刊》问世，创刊伊始，就将“记者手记”作为评论的一种形态，列为常设栏目。办刊5年，发表了社内外记者大量的“手记”。

　　“记者手记”从一个“栏目”成长为“一个版面”，乃至一个品牌，在业界享有盛名，不少同行在新闻见报后会主动推荐“记者手记”。

　　但是，或出于写作压力，或出于时间限制等因素，有的记者撰写的“记者手记”质量不高，需要进一步地深入交流。

　　那么，什么是好的“记者手记”？

　　结合近年来的从业经历，我列出一些与“记者手记”有关的关键词，试图勾勒出理想的“记者手记”是什么样的。

　　1.思考意识。记者采访时要有“手记意识”，带着“问题意识”去写新闻报道，带着“思考意识”去写记者手记。事实证明，带着“思考意识”上路，比事后靠回忆去写，更靠谱一些，也就不用担心“记者手记”该怎么写的问题。

　　2.呈现文本。经常有记者询问，记者手记与新闻报道以及新闻评论之间有哪些异同？简单比较的话，就是比新闻报道多了一些骨感，比评论写作多了一些肉感，力争思考性与审美性的平衡统一。所谓“骨感”，就是思考的逻辑，来自于记者的思考，以及对新闻的判断，尤其是新闻背后的新闻。所谓“肉感”，指一些现场感的细节，一些可读性的情节，让文章看起来有血有肉，引人入胜。

　　3.第一人称。“记者手记”一定要和新闻报道内容有很大区别，最忌内容的重复，一定要写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报道中，新闻当事人是“主角”；手记中，记者本人是“主角”。新闻中，记者基本都是“零情感”，都是“全能的视角”，梳理和还原事件发生的“历史逻辑”或“哲学逻辑”，而在“记者手记”中，记者应该用第一人称，“我”如何如何。即“我”与所报道新闻事件的关系，在采访过程以及稿件传播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比如采访时的一些细节或者花絮，比如报道见报后的一些反响和读者的反馈、当事方的反应，都可以写进来。比如，“我”如何获知新闻线索，如何接近新闻源，如何突破当事人，如何一步步在追问中解答心中的疑惑？新闻给“我”的触动在哪里，是当事人的人心之恶，还是相关制度之失？如何解释“恶之花”背后的社会土壤？

　　4.采访地理。很多采访对记者来说都是第一次，对新闻的发源地可能熟悉，也可能陌生，这些都会构成一个记者职业生涯的采访地理。在一个值得期待的“记者手记”中，那些新闻发生地的风土人情应该占有特殊的位置。比如，刘震云在郑州街头吃了“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就把他“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而采访他的《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专程在郑州吃了一顿“花生猪蹄”，体味刘震云的心境。这些意象与细节，或许在整个记者手记中不是很显眼，但没准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这些采访途中的“秘密”。

　　5.推荐文本。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给年轻记者推荐“记者手记”，如果推荐，会不会限制记者思维的创新，毕竟每个记者都面对不同的新闻事件。之所以决定推荐，是因为这些给编辑留下深刻印象的稿子，必有其可爱之处。如果你对“记者手记”了解不多，不妨找来看看，那些牛人们是如何写记者手记的，如：

　　《采访“大师”王林：魔幻现实主义》（《新京报》记者张寒，2013年7月27日）

　　《河南“75·8”洪灾：水硬如刀》（《南方都市报》记者江华，2010年8月14日）

　　《“复旦投毒案”还原：从断崖的这边到那边》（《南方周末》记者叶飚，2013年5月4日）

　　《当“呼吸”成为问题》（《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秦珍子，2013年2月2日）

　　《逼向下游的谈判》（中央电视台《看见》栏目主持人柴静，2013年8月11日）

　　《“黑监狱地图”背后的故事》（《财经》杂志记者谭翊飞，2012年12月23日）

　　《我们误读了盖茨和巴菲特》（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芮成钢，2010年10月16日）

　　（作者为《新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