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明勇

　　关于“实习生”，我有很多话题可以说。我的学生时代，前后实习的单位近十家，我的职业生涯，前后带过的实习生也有数十个。结合“实习生”和“指导实习生”的双重经历，总的体会是，近十年来，中国的“媒体实习”环节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新闻单位或新闻人，对待实习生有不同的态度，有的感觉是负担，不愿意带，有的还会征收一定的实习费，不少单位即使招实习生，也是相对随意的安排，既缺乏一定的培养规则，也缺乏对实习生诉求的尊重。此外，还有意外保险等问题。

　　我一直认为，“实习生”的问题主要是观念问题，如果愿意培养实习生，很多问题其实算不得问题。

　　在《新京报》评论部与我共处过的实习生，每个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两次“作业”。第一次作业，在实习生报到后，需要写一下自己的“实习理想”：作为实习生，我希望学到什么。最后一次作业，在实习生实习结束时，需要写一下自己的“实习反思”：如果我是实习指导老师，我希望教什么。

　　两次作业还包括一个“同题问答”：1.你对新闻评论怎么看（概念、内涵、外延）？2.你对《新京报》评论有什么印象（优点、缺点）？3.你对新闻评论的现状、发展趋势怎么看？4.假如现在遇到一则新闻，舆论关注度很高，但是真假难辨，你认为该怎么处理？

　　第一次作业是看实习生的“心理预期”，最后一次作业是看学生的“心理满足”。作为实习指导老师，我想知道，通过两次作业的比较，能否看到实习生的显著变化。

　　一般而言，我比较注重两部分，一是媒体的生产流程及其运转，比如侧重《新京报》评论的理念与实践，一是媒体人的职业素养及其形成，比如侧重自我训练的思想与方法。这两个目标说起来容易，但还是要靠具体的采编操作细节来实现，前提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科学合理的课程设计。比如，如何体现理论性与现实性的平衡，如何体现系统性和重点性的平衡，如何体现初级性与专业性的平衡。

　　这些原则，结合不同的实习生又需要有所调整。除了一般的性别之分，名校非名校之别，还有更为细致的差别，比如，有北京高校的，有外地高校的，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有短到一个月的实习期，也有长达三个月的实习期，有愿意从事传媒业的，也有只是想熟悉媒体运作的。这些“标签”背后是一个个千差万别的学生，以及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诉求。

　　曾先后有两个实习生，都来自外地高校，我便在课程设计里增加了一些街头调查，从北京市的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各选择两个报亭，涵盖高校、社区、商业街、机关等不同类别，设计调查问卷，与报刊亭老板进行访谈，搜集与《新京报》及其他报刊的一手数据，并进行分析挖掘，撰写成2011年和2012年的《3C视角下的〈新京报〉发行状况数据分析报告》。目的有三个，既可以加深对《新京报》的认识，还可以了解北京的媒体行业，也对北京城有所熟悉。

　　我现在带的实习生，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本科生黎明。由于他有志于从事新闻业，我给他安排的每天的作业之一，就是“找选题”，针对版面和栏目来寻找选题，然后和见报的选题进行比较，以此来训练对选题的敏感度和准确度。另一个作业就是“找作者”，每天推荐一位学者，包括学者的生平、代表作和近期言论。当选题关和作者关都得到一定的训练后，我想他对当下的“新闻场”感同身受，可以提前进入职业角色。

　　课堂学习和媒体实习，是新闻教育的两种重要方式，不可偏颇，现在的新闻教育之所以饱受诟病，原因之一就是在“媒体实习”环节的缺陷。

　　当然，这方面也有一些非常好的尝试，比如暨南大学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打造的“暨大准记者南方训练营”，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些新闻学子的职业成长。

　　（作者为《新京报》评论员）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1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