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 翔

　　数字化、网络化的飞速进展使现代人可以日益变“宅”。Soho族、网购族、网游族、美剧迷等等，在家中通过电子屏幕就可以完成诸多行为。一些骨灰级“宅”一族，在春节、十一等假期，最重要的装备是一箱泡面、一台电脑。数字媒介和虚拟化对传统的社区传播形成了显著的冲击，我们更愿意逛一些虚拟社区而不是回归现实的空间，更愿意在社交网站上“偷菜”而不是与本社区的邻居进行信息互动和社区共同体的传播。在当前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人群的迅猛膨胀和社区构成的迅速变迁、工作节奏的加快，也从另一维度使社区活力减少与社区传播冷清。

　　社区传播具有其不同于大众媒介传播的众多特殊属性和功能，也具有丰富的开掘提升空间。对于全球城市化的时代而言，社区是构成都市生活的基本单元，是都市人群安身立命的基础节点，社区所具有的“情感设计”是虚拟化的数字体验所难以具备的，有效的社区文化也可以很大程度上增进居民的地方认同。然而就我国当前大都市的精神文化生活而言，社区传播在建构居民的认同、增进情感方面，缺位状况仍然比较明显。社区更多地只是意味着一个“小区”而不是一个“社区”，是一个居住的地点概念而不是具有密切立体的内部传播体系的社会概念。西方发达国家和城市在其高度现代化的发展中，意识到了回归社区的重要性。在20世纪90年代末正式提出“城市复兴”（Urban Renaissance），社区文化、社区参与和社区活力的再造对于城市的人文性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现代传播体系发展也需要这样一场类似的复兴，凸显社区传播在数字时代不可衰落的社会融合功能和情感价值。

　　社区传播的复兴也是现代化发展“以人为本”观念的贯穿。现代媒介文化和城市文化在重视注意力效应、经济效能的同时，最为基本的“人”的尺度往往被忽视了。特别是在大都市的发展中，气势恢宏的公共文化设施、争奇斗艳的建筑、游人如织的仿古街区等，其首要的目标是城市的公共形象、投资吸引力、旅游经济等外在目标，而本地居民往往从中得不到所要的文化需求。北京的“鸟蛋”（国家大剧院）、“鸟巢”（国家体育馆）或是后海酒吧街等场所，固然为北京赢得了世界的关注和塑造了有吸引力的城市文化地标，但是对于本地居民来说，它们或是平日里高不可攀的贵族化区域，或是需要花一两个小时的车程才能赶赴的地点，或是外来游客蜂拥聚集处，而本地居民在生活中需要的有时只是自己社区周遭的一亩三分地。

　　世界上一些城市已经向我们显示了对于居民文化需求长期缺乏回应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并且重新回到对于社区文化的有效建构中。美国首都华盛顿在近年来的发展规划中，强调满足社区的多样化功能与文化需求，注重与社区密切关联的小公园等公共场所的潜力，这些“小微化”的公共领域的构建，是值得中国城市思考和借鉴的。

　　社区传播的复苏还在于其多样性和丰富性的重建。就我国目前的社区传播而言，由于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有力的引导，社区传播较为单一。几块板报、若干健身设施、一个社区文化站、小块公共广场，往往就构成了社区传播的主体支架，而且这些现有的传播格局利用率通常不高，居民们进行的传播互动、信息获取、文化分享都比较有限。美国著名学者简·雅各布斯指出城市中“多样性”的重要意义，而社区传播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事实上是建构这种城市多样性所带来的活力和魅力的充分有效条件。以西方城市为例，社区级的公共艺术、“涂鸦文化”、草根文化、创意氛围、休憩场所、节庆活动、公园体系等具有丰富的形态，为其城市文化带来了充分的活力，对于吸引人才、激发创新活力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也建构着一种与具体地点紧密融合的传播协同体。充满活力的社区传播不仅增强着城市的文化繁荣度，也是大众媒介时代和数字网络时代的居民进行信息获取和传播的十分必要而重要的延伸，我们不仅要通过电子屏幕融入到距离遥远的新闻现场，还需要通过社区的“界面”获取本地的点点滴滴，建构我们的“地方感”和“地方性知识”。

　　（作者为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11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