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宪阁

　　从农夫山泉与《京华时报》之争，到《新快报》陈永洲事件，人们对一些媒体本来就不太好的印象，似有雪上加霜之势，乃至从一度期许的社会良心，变成令人失望的同流合污者。实际上，对新闻媒体，既无须一厢情愿地高唱颂歌，甚至奉若神明，亦不必急于趋向另一极端，特别是如一些人所极力贬损丑化的那般。毕竟，就像任何个人和组织一样，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媒体，不只是抽象地承载着社会良心，亦自有其恩怨情欲和利弊权衡。对这些丰富具体的侧面，应该重新有所认识或者说想象。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不少人对新闻媒体存在着想象的成分，多于事实的成分。或许有人想到了那本有名的《想象的共同体》。确实，常见有人使用这个词儿。但是究竟何谓想象(Imagination)？诚如北大历史系罗志田教授曾经指出的，国人对此实则多有误解。尤其在涉及一些思想观念问题时，就更是这样。

　　不妨重温一下将近百年前报人杜亚泉的名篇《思想战》。这是1915年他为《东方杂志》撰写的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其中说：“利害问题者，即得失问题之较为繁复者也，其为利为害，虽仍不离乎事实，而常有多少之思考想象存于其间，故于思想上已有重要之关系。历史上最多之战争……皆属于此!盖此种战争，常不系于单纯之得失问题，而由思想上预期如何之利益，或假定如何之危害而起焉。”简言之，日常生活中人们对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有想象或虚构的成分，未必都是准确的。一些纷争(尤其事关所谓利害)，亦因此而起。

　　当然，亦如杜亚泉指出的，一些纷争与想象也并非完全没有事实基础。但人们往往只注意于己有利或更符合自己期望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他侧面。涉及新闻史，亦然。比如，一些人往往不太注意甚至避而不谈媒体的营业属性。典型者如《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的一些言论。1941年《大公报》获得密苏里新闻奖后，他在社评《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同一年，中国新闻学会在成立宣言中也明言：“我国报业之有与各国不同者，盖大抵为文人发表政见而设……此种风气，今犹遗存。”

　　因为现实政治的不理想，人们多把希望寄托于他处，比如新闻媒体。所以，文人论政之思，在现代中国不绝如缕。再加上西潮东渐，以及后来革命的胜利，人们往往也无视、抵制甚至批判(资产阶级)报业经营这一面，而比较强调社会责任观念(以及同一延长线上的宣传工具意识)，注意新闻媒体美好之一面。而在当代中国最近三十年来的新闻环境中，不少人更是习惯于谴责和批评政治权力对媒体的干预，而往往忽略了经济利益对媒体的持续诱惑。久而久之，人们也就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无视了很重要的一点，即媒体起初本来也只是一门生意(business)。因此，如果总是以理想的眼光去看待现实媒体，不少人自然会有所失望乃至反感。

　　另一方面，我们也经常会读到这样一些文字。比如：“现在有太多的记者把新闻职业饭碗化，矮化我们的职业良心，忘了我们本应承担的东西是远大于其它行业的。”又如：“数位业内受访者告诉《人物》记者：新闻于己只是职业，但对于罗昌平来说，却是一番事业。”而江艺平则谓：“做报纸的人，能够把职业做成事业，是一种幸福。”

　　这些说得都很好。其实媒体本来就具有营业、职业与事业等多重属性。比如张季鸾虽被尊为报界宗师，但邵飘萍就看出他并不善于报业经营。老同事胡政之对此亦有清醒认识，也因此，在面对得张亲炙多年、后来创办《文汇报》的徐铸成之质问时，他会非常现实地解释说：“我不能像你那样率性而为，还得考虑报馆这么多人的饭碗。”重温这些往事，并非是为眼下的某些人、某些行为辩护，而毋宁是希望借此机会，让大家可以重新认识、想象或定位媒体的角色，不再是单纯地一厢情愿，而是寄予一定的了解之同情。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12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