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 翔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我国近年来推进的标志性文化基础工程之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2005年由中央正式提出。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这种向“现代”化的转变和提升，需要关注以下几个瓶颈。

　　一是如何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充实转变。前几年，我国各地着重关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覆盖问题，不少省市提出在“十一五”期末完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全覆盖。在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覆盖率已大大提升的情况下，新的增长点就不再是铺开规模，而是在现有覆盖成效上对公共文化供给和服务质量进行充实。例如，一些社区的图书室、文化站尽管完成了形式上的铺设覆盖，但是所提供的图书和文化资源很有限，有的甚至只保留了壳子而转作他用。同时，也存在资源使用不够集约和精细的问题。因此，从“扩张式增长”逐步转向“内涵式增长”，是一个迫切任务。

　　二是如何从“配文化”向“送文化”转变。公共文化服务的体系化，使其带上了流水线作业的色彩，而这种服务体系也具有较多的政府统一配置文化的特征。基层群众“自下而上”的丰富的文化需求在现阶段尚未得到有效满足，而花大力气“配置”下去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现利用率不高乃至闲置的情况。改变服务“自上而下”的文化施舍心态，重视协调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物质性和人文性、政绩性和需求性之间的矛盾，是“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的题中之义。

　　三是如何从以政府为主体向多元参与转变。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不仅是政府作为公共主体的文化供给和服务，而且是一种更为深入而内在的文化公共性的理念和实现方式。西方的许多文化发达国家并无我国这种明确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法和政策规划，但是依然通过对于公共文化产品、公共空间、公众的文化参与而达到良好的文化服务效果。例如作为世界文化名城的伦敦、巴黎，强调城市文化发展中的参与性和“民主化”；纽约并无专门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但是通过各种政策法规对于文化主体或组织团体进行引导，使之在文化的市场竞争中兼顾公共文化的共享性和服务性。对于我国所强调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来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是一种制度安排，更应该激发和释放公共文化活力。

　　四是如何从保障基本文化需求向提高文化竞争力转变。总体上看，我国前一阶段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强调的是文化基本性和公众文化权益保障，或者说更多地具有“文化扶贫”特征。当然这是必要的，也是其应有的基本宗旨。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城市的经验来看，公共文化体系也完全可以包含高质量、高竞争力的文化精品，例如世界级的公共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会展等。我国的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较为精致化同时也很好地满足公共文化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仍是以基本性和均等性导向为主，层次差异性相对匮乏。在内涵式增长的基础上，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要成为文化普惠的工程，也要满足“文化强国”对更具品质的公共文化供给和服务的需求，打造现代化的更具竞争力的公共文化生产和传播系统。

　　（作者为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12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