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 其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大亮点，就是进一步承诺和明确“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这一理论创新，对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和文化产业发展而言，是莫大的改革红利。

　　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和文化产业发展，因其意识形态属性，自当慎之又慎。“慎”是底线思维的体现，正如中宣部改革办副主任高书生所言：“意识形态管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底线。”“慎”，不是因循固守，而是为了更好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自觉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对此决不能有模糊认识。但是，“市场化”框架下，手段创新须跟上。

　　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十年，文化产业政策上一些深刻而复杂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时候了。比如，文化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管理的矛盾，文化产业的经济目标与文化目标的矛盾，区域性、地方性竞争与国家统一规划之间的矛盾等等（参见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单世联《中国文化产业政策面临的挑战》，《文汇报》2013-11-04）。解决这些矛盾，就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抛弃“致命的自负”的集中统一的传统管制思维。高度集中统一的文化管理体制，存在许多严重弊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包揽过多，管得太死。二是文化单位过于依赖政府，丧失了竞争能力与创造活力。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来看，少一点管制思维，多一点服务意识，是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整个社会在转型，党和政府管理文化的方式也要随之转型，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抛弃管制思维，并不是说就不需要管理了，而是对政府文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抛弃管制思维，必须树立法治思维。一个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是文化活动、文化创造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础。文化企事业单位必须依法办事，政府管理文化活动也必须依法办事，这样才能使文化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蒯大申《文化发展要抛弃管制思维》，《文汇报》2013-08-19）

　　管理转型，释放改革红利，就是统筹“放”和“管”的关系，做到简政放权和加强监管相协调，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发展主体有权了，就要更加珍惜并担责；管理部门放权了，就要更加善于科学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这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明确并坚持底线，尽量克制“管制”的冲动。我国文化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和变革期，新探索、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只要守住党管意识形态不动摇、保证正确舆论导向的底线，只要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应当妥善把握市场创新与违法违规的边界，留有足够的“制度漏洞”，让制度保持一定的弹性，充分尊重市场主体自我发展、自我修正的权利。这既是文化产业要素自由流动、清除市场壁垒、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发展的需要，也是管理智慧、管理自信的体现。我国改革的实践也一再证明，治理越灵活宽松，越是责权利落到发展主体身上，发展的活力越大，治理效力也越大。

　　二是定大规矩、出大办法。这也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应有之义。就宏观治理而言，包揽过多，管得太死，不仅影响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而且会因治理成本过高而导致治理的失序、失效和碎片化。规矩不在细，办法不在多，而在于切实把管理寓于改革、发展之中。比如《决定》提出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就是意识形态管理的一大创举。

　　手表能管住，时间管不住。“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落实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这一要求，需要管理部门和文化主体携手发力。○

　　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