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新快报》2013年10月23日在头版刊发报道称，该报记者陈永洲因报道中联重科财务问题，被长沙警方跨省抓走，罪名是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10月26日，央视《朝闻天下》播出报道：身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的陈永洲面对镜头表示“认罪悔罪”，承认“因为贪图钱财和为了出名才这样做的，我被利用了”，“违背了新闻操守”。

　　此事已经过去多时，留给人们的教训，仍然值得深思。陈永洲被长沙警方带走后，《新快报》连续两天在报纸头版以巨幅黑体字“请放人”、“再请放人”为标题，发表声明声援陈永洲，强调陈永洲发表报道系职务行为，其个人不应遭到刑拘。声称“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态度之强硬，跃然纸上。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负责人表示，高度关切被拘记者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强调记者正常的新闻采访和舆论监督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与损害商业信誉之间应有合理的区别。

　　北京等地一些媒体也对此事进行跟踪报道，新浪等商业网站皆对报道进行了转载。一时间，掀起了声援陈永洲的汹涌舆论。

　　记协等组织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支持报社维护新闻记者的合法采访权、协调有关部门确保公正处理此事。他们强调维护记者的权益，而没有怀疑记者有违法行为。

　　《新快报》为了“护犊子”，还制造了不少“理由”：

　　一曰：陈永洲是职务行为。

　　记者正当的采访报道，当然是职务行为。但是，为了获得巨额报酬，不惜编造失实消息，损害商业信誉，这是什么职务行为？这明明是借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二曰：舆论监督应当受到保护。

　　不错，舆论监督应当受到保护。但是，我们说的舆论监督，是媒体的一种社会责任。正确舆论监督的前提，是记者的批评报道出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私利。遵守法律、合乎职业操守，是一切报道、包括舆论监督的底线。不能认为什么样的“批评报道”都是舆论监督。任何时候，法律都不会保护打着舆论监督的幌子制造失实新闻，损害人民利益的所谓舆论监督。陈永洲编造中联重科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在《新快报》发表署名文章十余篇。其间，陈永洲多次收受他人提供的数千元至数十万元人民币不等的“酬劳”。这是什么舆论监督?这是对舆论监督的亵渎！

　　三曰：长沙警方“跨省抓捕”陈永洲不合法。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管辖。”法律专家认为，犯罪地包括犯罪的预备地、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地。在本案中，《新快报》所在地在广州，但被害人所在地是长沙，那么犯罪地既是广州，也是长沙，长沙警方立案也没有违背法律。

　　陈永洲“认罪悔罪”之后，记协等才谴责陈永洲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严重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损害了新闻媒体公信力；要求新闻界接受教训。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起初没有质疑记者是否违法，难道不值得反思？

　　“护犊子”是对记者不良行为的姑息和纵容，严重影响媒体的公信力，不利于记者健康成长。《新快报》在版面上制造舆论，呼吁放人，是“公器私用”。媒体有舆论监督的责任，但没有超出法律的特权，而且本身也要受到监督。在报业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有些报纸只想提高发行量，追求利润最大化，忽视对记者的管理教育。这种歪曲舆论监督的“护犊子”现象容易发生，值得警惕。

　　陈永洲案例是一个“护犊子”的典型。时下还存在另一种情况，记者受编辑部指派外出正常采访，引起纠纷，甚至遭到殴打，领导竟然把记者推出去，而自己和单位不承担责任，这也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让记者心寒。媒体和有关部门应当以对人民、对事实、对法律负责的态度，正确处理这类事件。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系教授）